“上海出版人奖”获得者 郑理

■文汇报记者 陈熙涵

编者按

备受上海出版业界关注的新一届上海出版人奖、上海出版新人奖日前揭晓，15位来自出版领域各行业的优秀出版人获评上海出版人奖、15人获评上海出版新人奖。

上海出版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一些著名出版家为这座城市留下了许多值得传颂的故事。今天的上海期待着出版业新的超越，如今的出版已不再是单纯意义的出版概念，对出版人的要求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此次“上海出版人奖”、“上海出版新人奖”的评选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将评选领域大大拓宽，最终公示的30位获奖者，不仅出自传统的图书、期刊出版和印刷、发行等领域，也出自新兴的数字出版、版权等领域；有来自国有出版单位的，也有近三分之一来自民营企业。与以往不同的是，个人能否在整个出版业的转型中贡献新思维、新技术、新经营管理模式和新商业业态，能否帮助传统出版领域进行转型升级，成为了重要的考评标准。

从今天起，本报对6位“上海出版人奖”的获得者和4位“上海出版新人奖”的获得者进行连续跟踪报道。以期通过速写他们的一个侧面，或多或少地勾勒出近年来上海新闻出版事业和产业发展的新风。

6年前，39岁的郑理获得了“上海出版新人奖”。在其他行业，39岁怎么算是新人呢？但在依靠积累的出版业，两获“五个一工程奖”真的只是起步而已。《山高水长》《国家命运》这两部主旋律作品，帮郑理跨出了迈向成功的第一步。但这些年来，升任上海文艺出版社文学室主任的他心里多少有些憋屈。“我在很长一段时间‘等’着那么一部书稿，一部真正通向市场、被读者认可、有影响力的优秀原创小说。”郑理说。

一部书稿和一个编辑的缘分

说起这次帮他获得“上海出版人奖”的小说《繁花》，郑理认为自己“等”到了。最初，《繁花》还未在《收获》刊发，一次饭局上，作家蒋一谈提到这部小说，用的是“很佩服”3个字。据郑理回忆，“当天晚上，不知谁给《繁花》的作者金宇澄打了电话，老金应邀而来，并带来了几十页手稿，大约有几万字。”这便是郑理第一次接触《繁花》，看了那几万字，他当下有感于文字的特色，至于结构什么的，面目还是模糊的。

2012年的夏天，七月流火。郑理与《收获》副主编钟红明的一通电话使事情发生了变化。“钟红明是我很信任的老大姐”，电话里钟红明对《繁花》的一番推崇，使郑理心头一动，当晚他重拾起《繁花》，并用两天时间通读了一遍。最后一页轻轻翻过时，郑理生出这样的感慨——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啊！他说：“我感到了老金多年的积累，通过语言喷薄而出，他打动了我。”第二天，郑理就向社里提出，要出《繁花》单行本，他的动议很快得到通过。

米饭面条趁热吃。一般说来，小说单行本最好的出版时机，是在文学期刊首发后不久。但《繁花》从在《收获》（春夏卷）刊行引起文学圈的关注，到单行本面世却隔了大半年时间。这让许多关心《繁花》的读者错愕不已，很多人认为，《繁花》单行本“拖”掉了最好的时候。但郑理不这么看。他告诉记者，不同的书稿有着不同的命运，一本出自非知名作家之手的作品，需要给它点时间，让口碑渐渐扩散。与此同时，《繁花》的作者也提出，需要对书中写到的大量老上海历史细节进行不断地考证和修改。

每次老金有新的修改稿过来，郑理都不厌其烦地将修订之处逐字逐句地核对，汇总到印刷厂，又再三叮嘱将修印后的书页发回，由他再看一遍。此外，郑理还要考虑单行本的版面语言。他留意到，《收获》上曾刊登作者为小说而创作的三幅插图，画的是老上海的物件，那种即视感让郑理觉得很有趣，仿佛一下子把人拉回到特定年代。在他的提议下，金宇澄又一口气画了20多幅插画，后来都被收进了书里，《繁花》的单行本较之前变得更立体可观了。

至于封面设计，也是煞费苦心的。郑理与作者都认为，《繁花》已经很热闹了，封面应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返璞归真”，那才是文学本应有的底色。最后选用了特别有触感的纸张，并采用古体字烫黑的方式来“写”书名，受到了一致好评。等一切尘埃落定，已近2012年的年底，凭多年做出版的经验，郑理认为年底并非销售的好时机，“匆促上马，容易把一本好书给埋没了，《繁花》可以等到明年开春再来发行”。

事实证明，郑理这种上海男人的事无巨细与精打细算是对的。2013年3月，《繁花》单行本上市，3月20日《繁花》在沪召开作品研讨会，包括《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评论家程德培在内的沪上文学评论家们都给予这部小说高度评价。北京的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还专程飞抵上海，在发言中对作品不吝赞美。郑理还给陈晓明、李敬泽、陈福民、粱红英、何向阳、彭学军、施战军、吴义勤等京城评论界“大腕”一一寄去样书，让他们先睹为快。所以，当2013年10月，《繁花》再次在北京召开研讨会之时，所有人都已经非常熟悉这部作品了。

《繁花》的启示：“看作品”仍是最重要的

直到今天，郑理依然保持着说话实在、言之有物的行事风格。他说，自己只是尽到一个编辑的职责，尽力把每个环节都做到最好。在记者的追问下，他才说出已经连续3次获得“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及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并四获国家级出版大奖。郑理说，这些年评奖本身也在悄然发生改变，从过去更强调宏大叙事，变得更讲究文学性和可读性，畅销书更多地进入了评奖视野。在这种情况下，“畅销书也要考虑，如何体现‘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精神”。

《繁花》给郑理的启示是，做编辑，“看作品”仍是最重要的。他说：“作为文学编辑要主动，要善于挖掘作者，善于发现新颖的审美和叙事，不要以固有的眼光来判断一个作品的好坏。按固有眼光，像《繁花》作者那样非小说家出身的作者，是很容易错失的。”

和郑理交往过的作者，对他最多的评价是“靠谱”。作家邱华栋曾向郑理讨过一本书，只是随便一说，而且那书根本也不是郑理做的。没有想到，大半年后，就在邱华栋自己都快忘了时，书却送到了他手上。这个不轻易承诺的上海男人，一旦答应了对方的事，总是千方百计地把事帮别人办好。和他合作过的作者，都会对他产生一种信任。《山高水长》和《国家命运》的作者之前就把《红领章》和描述我国“风洞实验”历程的《国风》书稿，交给了郑理，愉快的合作让他们放心把之后的书稿也毫无顾虑地交给他，最终获了大奖。

郑理说：作者资源就是一个编辑的“重量”。“人家凭什么把书稿交给我，而不是交给其他编辑呢？”时下，好书稿的竞争博弈非常激烈，有的民营公司为抢一部畅销书，会直接提着一箱子现金去敲作家的门。而郑理知道一个朴实的道理：“投资人，更多时候是投资情分，需要长期经营，一锤子买卖长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