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记者 黄启哲
大段独白仿佛“剧本朗读”会?演员摔吉他是否无意义的噱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开年大戏《万尼亚舅舅》在向契诃夫致敬的同时,引来赞誉和质疑齐飞。
有人称赞这是李六乙近年来叙述最完整的一部作品,如实呈现了契诃夫作品中的“对白的独白性”;有人则认为这个版本的《万尼亚舅舅》“是李六乙的,但不是人艺的”,认为改编过程中,对戏剧形式感的追求大过于内容,成了一场远离观众的“高级剧本朗读”。
独白与行走:沉闷抑或清醒?
不可否认的是,李六乙对契诃夫的热爱和对作品的尊重,提出“完全尊重原著,绝不本土化”的原则。2006年,他曾执导过曹禺的《北京人》,要知道,这部作品被看作是中国戏剧中“最契诃夫”的作品。翻译多部契诃夫作品的戏剧评论家童道明,也称赞在人艺版的《万尼亚舅舅》中,李六乙充分展现了契诃夫戏剧中被人忽略的特点——对白的独白性。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陶庆梅指出,契诃夫高明之处在于,虽然写的是人物的日常对话,其实推敲起来甚至有点“前言不搭后语”,剧中人物其实都在自己的逻辑中生活。医生阿斯特洛夫在第一幕开场,便与奶妈玛里娜鸿篇大论,感慨几百年后的人们是否会记得我们。奶妈对前面的话全然没听进去,所以只对最后这句感慨,接了口,“人们会忘记我们,可上帝总不会忘记我们的。”
但这也成为这次演出中最受人争议的部分,“剧本朗读”说由此而来。
除了大段的独白,演员们的踱步也同样扮演了“间离”的作用。为其解释成契诃夫作品本身所带有的压抑感的外化或许稍嫌勉强,但是不少剧评人指出,这样的处理倒是在李六乙过去的作品中有迹可循。从《北京人》到《家》,再到《安提戈涅》,走来走去,完成了某种型格化的舞台表现仪式,成全了李六乙所需要的“无数的空间变化”,但观众“上半场沉闷,下半场精彩”的感受也就在所难免了。
椅子与灯泡:形式强暴文学?
诚然,无论改编还是恪守经典都需要勇气,而舞美上的创新,或许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此次舞美上的大胆,成了另一个争议点。
这一次,舞美设计亦由李六乙操刀。他为这个19世纪的俄国庄园,设计了一个现代感十足的舞台:大大小小的白色高背椅布满舞台,两个灯源在演员表演过程中自由升降。为此李六乙解释道,椅子灵感来源于中国传统戏曲中的“一桌二椅”,以此提醒观众是在看戏,“保持一定的距离,反而亲切感越强”;而“灯光是另一个眼睛,从另一个视角关注、照亮剧中人”。陶庆梅认为,“舞台上的处理诚然有过于概念化的部分,有些象征性的东西有一些过,但导演的舞台感觉是好的,呈现是好看的,而在医生与教授妻子叶莲娜互动时,椅子也很好地成了一种情感的外化。”
但在剧评人北小京看来却是“道具见棱角,毫无生气”,这些为了与众不同的设计令“戏剧性和文学性彻底被牺牲掉了”。而“捷列金摔吉他”的桥段,形式上成了“全剧的高潮”,只是不少人认为这个片段看不出有多大意义。
应为内容寻找最恰当的形式
面对争议,李六乙这样表示“我想象的评论其实比现在更严重”。在他看来,评论中的很多人对契诃夫的认识比较粗浅,即使是戏的正面褒奖,也跟契诃夫的本质有很大距离。所幸,这种经典的回潮并非一时兴起,纪念或者是一个由头,然而更多地来自于个体内心的需求:一百多年前的故事如今对当代人仍有精神启示和情感共鸣。
而这一版遭受的诸多议论,难免又让不少观众联想到去年人艺公益场的《雷雨》。
这两部作品,一个通过激烈而密集的戏剧冲突来完成主题的传达;另一个则希望在平庸的生活中展现普通人的精神挣扎。一个因为僵硬和老套的表演让观众发笑,另一个因为多重“间离手法”的使用而让观众觉得“冷”“闷”。难免有创作者委屈:照本宣科,固守传统不好;如今重新解读,尝试创新也不好。到底怎样才能让大家满意?
在这次《万尼亚舅舅》的讨论中,只有濮存昕的表演获得了剧评人和观众的一致肯定,而他对《雷雨》的反思,或许也道出了症结所在:“我突然觉得我们没有用曹禺情怀去解释《雷雨》,《雷雨》不应该是现在的样子,一定要再去探讨。”
同样的,契诃夫作品中最重要的情感——悲悯和真诚,也鲜见于观众或者剧评人对这版《万尼亚舅舅》的评价之中。
固然表达方式和舞台呈现因人而异,创作者或无意迎合观众,但为展现的内容寻找最恰当的形式,却是第一要义。当代舞台的高冷或许能成就某种个人追求,但比彰显个性更要紧的是,别忘了大师下笔的初衷,流失了文本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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