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南社,文人荟萃,天下独步。虽说南社作为一个民间的诗人团体,前后也不过活跃了十数年,但其在文坛乃至政坛上的影响之巨,可谓一时无两。之所以如此,其实关键还是名人的效应,精英的力量。南社的名人太多,几乎囊括南北,如柳亚子、黄宾虹、于右任、李叔同这样的文坛“一线人物”,至今仍让人耳熟能详,而更多的文人,尽管当年也算得上一时俊杰,但随着百年的风云变幻,多烟消云散矣。唐诗言“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时间的残酷与无情,谁又能经得住它的涤荡呢?
在南社文人中,松江姚鹓雏如今提起他的文章已不多。要论他的名气,虽难敌柳亚子等“一线人物”,但其文采风流,早在民国初始就已叱咤文坛,诗词小说皆闻名一时。相比之云间名流程十发、白蕉、施蛰存而言,姚鹓雏先生自然可称前辈了,白蕉于函札尽处,落款前必署上“晚”字以示恭敬。“鹓雏”这名很有点奇特,当时南社还有一位朱鸳雏,名字极易与姚鹓雏混淆,两人名中皆含一“雏”字,故有“云间二雏”之称。朱氏年轻,鸳雏从鹓雏游,两人笔墨论交,并有《二雏余墨》刊印行世。十分可惜的是,这位朱鸳雏非常短命,年仅二十多岁就因病下世了。即使生命如此短暂,但他在南社时,还是和“盟主”柳亚子闹了一场不小的纠纷,这场纠纷的起源,说起来与“二雏”都有关联。
许多人都知道,南社的由盛而衰,往简单里说,主要是内部的唐宋诗之争。起先只是观点的不一,继而起了纷争,再于报刊上写诗撰文,由辩论发展成攻讦谩骂,最终酿成水火不容之矛盾。柳亚子是诗人,爱憎分明,意气用事。他崇尚唐音,于诗喜欢龚定庵,可是他时时不忘自己的“盟主”地位,容不得他人宗法宋诗,喜欢黄山谷,仰慕同光体。一九一六年一月,姚鹓雏在《民国日报》上连载诗话,大谈同光体之优,柳亚子看不惯了,以诗回敬,极力贬低同光体所尊崇的江西诗派。结果,先冒出个留洋归来的胡先骕,后又有松江籍年轻诗人闻野鹤、朱鸳雏,纷纷出来写诗撰文,与柳亚子论战。随着论战不断升级,措辞愈趋激烈几成恶意攻击了。姚鹓雏怕事情闹大影响了南社,自己成“南社罪人”,便写诗来调和。此时亚子正战得兴起,哪里拦得住?并写诗骂鹓雏是“罪魁”。后来,《民国日报》的老板叶楚伧眼看副刊成了互相骂来骂去的阵地,不成体统,为了平息事端,便压下闻野鹤、朱鸳雏的诗不再刊登。朱鸳雏年轻气盛,岂肯善罢甘休,故又在吴稚晖主编的《中华新报》另辟战场,继续论战。柳亚子被激怒了,终于拟出一份布告刊登在《民国日报》上,他以南社主任的名义,开除朱鸳雏南社社籍;孰料《民国日报》的副刊编辑成舍我不买账,认为“诗宗何派,任人自由,干涉之者必反对之”。故他也跳出来,号召其他南社社员将柳亚子驱逐出社。于是,柳亚子在已经印好尚未发行的《南社丛刻》二十集中,又夹印了传单,将成舍我也驱逐出南社了……
事至此,已难以收拾了。南社因此亦元气大伤,柳亚子心灰意冷,不久便辞去了主任一职。将近二十年后,柳亚子撰文专门回忆了这一段内讧纷争,并对自己驱逐朱鸳雏一事十分后悔。然而柳亚子写这篇文章时,朱鸳雏早已埋骨黄土,斯人已去,恩怨归零,这一场由姚鹓雏引起的“纷争”,终于因朱鸳雏的离去而彻底平息了。
文人间的论战,若是不伤和气,待平静时终还是可修复如初。柳亚子和姚鹓雏订交四十来年,虽也有过观点不一之时,但毕竟未伤和气,仍为莫逆之交。如下为一九五〇年姚鹓雏致柳亚子的一封信,此信现藏于上海档案馆,我查阅二〇〇九年上海古籍版的《姚鹓雏文集》中,虽有致柳亚子的书信,但未见此札。
亚子我兄社长左右:
违异来久,音问中绝。夐敻踽踽,如在空谷。孤僻之甚,亦自怪也。曩岁游从之欢,时复驰溯,止应天上,世短意多。情殷迹邈,而下走衰病荒落,学业不立,恧对故人,以是濡殢,懒于自通,惟仁者矜宥而已。自去岁来屏居沪渎,稍理故业,而客游卅余年,立锥无地,行年六十,体气已衰。幸精力尚强,写作未倦,或可藉是自效于新民主主义之世,服务群众,免为寄生。迩者,沪市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搜集载籍已过十万,其他器物称是,爰有扩充为图书、博物两馆之议。友人有柳翼谋、沈尹默、汪旭初皆已罗致,颇谓如走亦勉可滥竽,独无为推挽于陈市长者,柳、沈诸君不便自中发之,用是踟躇耳。从者雅意,故旧在远不遗,能否为我通一书于市长,提名作介。廿年暌违,甫一通问,便作此诿諈,无任惭疚,惠子知我,倘勿责邪!走顷以人民代表会议事来松江,匪久即去沪。如荷赐答,寄上海山阴路文华别墅十八号为便。专承
近祺!
弟姚鹓雏顿首 六月十三日
新中国成立,柳亚子作为著名的民主人士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时常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赐宴,诗酒往还,待若上宾。而姚鹓雏在民国时,涉笔之余虽也偶有从政经历,然如今“客游卅余年,立锥无地,行年六十,体气已衰”,与柳亚子的“高高在上”实在相差太远。姚写此信之目的,就是闻听上海新成立的“文管会”正罗致人才,友人柳诒徵、沈尹默等都已在内,想托柳亚子给陈毅市长作个推荐,趁自己精力尚强,也好为新社会做点事。
这封信四百字不到,墨笔正楷写于两页花笺上。姚鹓雏诗文书法俱佳,他的字无论手稿对联,均儒雅秀逸。大字楷法清健自然,而一些尺牍翰札,则笔致内敛,尽得董香光、刘石庵书风之妙。通常的诗稿墨迹,姚鹓雏以行楷书见长,写得颇轻松闲适。而这封书信则相对“紧”了一些,也许此信毕竟是央托他人办事,字迹当以工整简洁为宜,所以一手恭楷也难免稍有拘谨。这与柳亚子的狂放实在不同,我见过柳亚子的诗稿和信札,每每皆有“匆匆不暇草书”之叹,若无释文,其不按规矩之草法,实难以识读。我想,若以狂草写信求人办事,那一定是自找活该,其成功率恐怕很难保证了。
姚鹓雏此信发出,柳亚子复信如何我不得而知。但据《姚鹓雏年表》所载:建国后,由柳亚子推荐,姚鹓雏受聘为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又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三日,柳亚子抵沪,陈毅市长在百老汇大楼设宴,姚亦应邀出席。会后,由柳亚子推荐,陈毅市长任命,姚鹓雏出任松江县副县长。
由此可见,柳亚子接信后肯定没有敷衍,不仅鼎力推荐并且还圆满落实。姚鹓雏曾有诗代简致柳亚子说“卅载文字因缘在”,看来诚非虚言。柳亚子一九五〇年有《红桑一首用姚鹓雏韵》,其中“红桑黄竹几番更,卌载难忘盟社情”,也许就是写于那一段时期。数十年之后,南社文人都已星散,然而那一段文字因缘、那一段文人情怀,却是难以褪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