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鸣九

五短身材，衣着讲究，多为西式休闲装，一看便是位西学人士，至少是位有西方文化情趣的人，讷于言，或者更准确说是相当寡言少语，出语谨慎，待人接物态度谦和，老成持重，办起事来内敛低调，不动声色，但从他面部微细的表情与颇有内涵的眼光来看，这绝对是个很有主见的人、想法颇多的人……

杨武能，从1978年他当研究生时我认识他开始到现今，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貌一直便是这个样子，只不过，在这形貌外表之下，实在内涵却有了绝大的变化，有了巨大的发展。

“十年浩劫”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胡乔木、邓力群的主持之下，创办了研究生院，并率先于1978年招收了第一批研究生，因系国内首创之举，又以“天字第一号”意识形态机构的名声与优势地位，此次招生吸引了国内大批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中的青年才俊。他们都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完成了大学学业，并在文教领域里已经有了好几年工作的经验，但一直怀有继续深造、欲在学术文化上更有一番大作为的志向，社科院就像磁石一样把他们吸引了过来。他们之中的精英与尖子几被一网打尽，由于其“老大学毕业生”的资格，更由于其资质与成色确实较高，在社科院被统称为“黄埔一期”，事实上，日后从他们之中确也涌现出不少学界的名家名士，武能即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那时，武能所在的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其实就是社会科学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不论是研究所还是外国文学系，其学术首脑都是冯至先生，研究所少数几个已作了多年研究工作的中年业务骨干，荣幸地兼任“硕士导师”，本人亦为其中之一。既然同在一个研究生工作系统之内，我与武能也就多多少少有了“数面之缘”，不过，他与我不是一个专业，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联系，只是在1978年秋，我受所长冯至之命，要到即将召开的全国外国文学工作会议上就二十世纪西方现当代文学作一重点发言，我决定在这个发言中对统治了我国外国文学工作数十年之久的苏式意识形态日丹诺夫论断“揭竿而起”，发起一次大规模批驳，为慎重其事，我在赴会宣讲之前，先作了一次“实战演习”，对外国文学系英、德、法三个专业数十名研究生作了一个题为“二十世纪西方现当代文学重新评价问题”的学术报告。当时我想，如果在眼前这批研究生中引不起共鸣，那么到大会上去宣讲其结果肯定不妙。幸好，如我所估计的那样，研究生们给了我首肯的反应，报告后，他们至少有几位上前表示赞赏与认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其中就有武能，仅就这一点，就足以构成我们之间友谊的基础，虽然从他当研究生的时代起一直到他成为一个大译家，我跟他的交往实在甚少，但我很早就认定我与他可算是同声相应的“同路人”。特别是在后来，我因为《萨特研究》一书挨批，感受了若干世态，有的遇我绕道而行，有的抓紧时机写文章表示革命的批判立场，有的以公允与中庸之术装点其左态，但当我与武能偶尔相遇时，至少从他面部读到的是理解与同情。

在进社科院当研究生以前，武能最主要的经历是从南京大学外语系德文专业毕业，而后在高校当助教。南京大学的德文专业也是国内德语文学教育的重镇，集中了这个学科中的元老教授如张威廉等，其水平与声誉几乎可以与名望正隆、拥有大名家冯至与田德望的北大德语系不相上下，而毕业后分配到高校当助教，一般也是高材生才能得到的待遇。他来到社科院当研究生，无疑是进行第二次“锻造”，同时也是面临着自己业务道路、文化形态、学术特色、精神人格的选择、形成、确立与定型，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面临着“自我选择”。那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改革开放，其实对于个体的人来说，就是有了自我选择的空间与余地，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进行不同程度的自我选择，只不过，领域不同、层次不同而已。我个人仅仅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萨特的评价问题大声疾呼过他的“自我选择”哲理而荣幸地被人们所记得，并得以与一代知识精英息息相通。其时也，刚进入研究生院的“黄埔一期”，当然也在忙于发现自我、选择自我、积攒自我，有的在开始向钱锺书式的“通才”、“通学”方向努力，有的志不仅在学者文凭，而且更在于文学创作实绩，以徐志摩、卞之琳、冯至为追随对象，有的崇尚社会理论的抽象思维，很可能是在以成为未来的启蒙思想家自勉，有的热爱文采飞扬的艺文评论，希望成为挥斥方遒的大批评家，有的则以文学翻译为其基石，心目里肯定有傅雷的影子，当然，也有人在忙于夸夸其谈、卖弄炫耀，跳来蹦去，似乎准备当下就成为令人倾倒的名士……总之，在那个自我选择的新时期里，“黄埔一期”的每一个人皆尽显各自的禀能与勃勃生机，而杨武能的基调与特色，便是开始以文学翻译为根本，以谋发展，求成大器……

看来，文学翻译是杨武能由来已早的志趣，一般说来，外语系的高材生往往都很早就开始走上这条道路，这是自然而然的共律，当年北大西语系三年级的少年才俊罗新璋与傅雷通讯论译道，便是一著名佳话。同样，杨武能早在大学期间，就已经是发表有译作的青年译家了，进了研究生院当然更步入新阶段，毕业后又继续留在北京工作，并多次出国进修，这一切既增加了学养，打开了文化视野，还有冯至、卞之琳等译界大家就在面前可以直接就教受益，又靠近《世界文学》与《译林》这样的楼台，而拓宽了发表译作的渠道，从此，他充分利用了这些条件，埋头苦干，执著努力，日积月累，翻译劳绩益增，到他结束“北京时期”被调回母校四川外国语学院任副院长时，他已经成为国内著名的德语文学翻译家了。特别不容易的是，在他仕途顺畅、已获高位之后，一旦感到因此倒影响了他的翻译宏图时，便毅然辞去了副院长职务而到四川大学去当一名教授，又专务起他的文学翻译来。时至年届七十，他已出版了多达十四卷的《杨武能译文集》，其中包括《浮士德》、《少年维特的烦恼》、《歌德谈话录》、《格林童话全集》、《海涅诗选》、《茵梦湖》、《魔山》等数十部经典文学名著，成为我国一位高产优质的翻译家。2000年，他荣获联邦德国总统颁发的“国家功勋奖章”，2001年又获联邦德国的终身学术成就奖洪堡奖金。

武能出身于研究生院，也作过不少理论研究与评论工作，并有好几部论著公行于世，如《歌德与中国》、《走近歌德》、《三叶集》与《德语文学大花园》等，有此一番劳绩，在中国学术文化界也并不多见，试看不少端坐在学术庙堂之上、行走于学术屏幕之前的仕途化的学者，有几个人有几部像样的论著？虽然他的理论研究成绩亦颇有可观，但比之于他的文学翻译，则是小巫见大巫——他的专长显然是翻译工作，他的劳绩主要是翻译作品。今天，如何衡量他的文学翻译成就呢？十四卷译文集，在现今译界、在中国翻译史上“是个什么概念呢”？在译界尚健在的翻译家中，有十几卷译文问世者，目前他是第一人，而在翻译史上，据我所知，似乎只有规模更为宏大的20卷本《傅雷译文集》可居于其右。

如果武能的学术文化生涯从大学毕业算起，至今正好五十年，五十年创造出了这样厚重的业绩，实在是令人感佩。这样一份业绩当然是靠长期不懈的艰苦劳动才能创造出来的，是靠日积月累的“爬格子”爬出来的。他自己不止一次提到他的“苦译”，是的，精神劳动者的“活”的确苦，君不见巴尔扎克常自称为“精神劳役”，罗丹的思想者苦思冥想时全身肌肉是那么紧绷？要长期不懈坚持这种很艰辛的劳动，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是难以想象的。特别是遇见困境时，更是如此。如每遇思想政治气候变化时，他只能把已成的译品压在抽屉里，毫无出路，如在研究单位里遇上了“翻译作品不算科研成果”的清规戒律时，面临不同的规范要求，他不能不费神费力去进行选择调配。也许是歌德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影响了他倾向与方向，而在数十年漫长的“苦译”岁月里，指引着他前行、激励着他奋进的，则肯定是自我文化大作为的志向，对人生高价值的自觉追求，对民族的社会文化积累的献身热情。他有自己的理念，有自己的抱负，有坚韧的毅力，于是，被视为“阳光大道”的仕途上少了一个五六品文化官员，而中国的文学翻译领域里有了一个劳绩厚重的巨匠。

在武能学术教育工作五十周年的时候，他的弟子们准备为他组织出版一个纪念文集，收入他师友同事的一些评说与回忆的文章，以及他的学生们的文章和他自己的自述，这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展示了劳绩与成就，总结了道路，彰显出精神，的确是一种高雅的纪念方式，珍贵的纪念方式。

这种方式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被纪念者应该是真正劳绩卓著、价值非凡的人士，二是举办纪念的“东家”真正具有尊重人才、珍爱人才的伯乐精神。这两个前提缺一不可，方能成事。不具备前者，必然成为虚张声势、乱吹乱捧、劳民伤财的闹剧。缺了后者，则是千里马的寂寞与被冷落。非常难得是，这本纪念集的这两个方面都到位达标，两者相得益彰，完美结合，堪称样板。

我与武能其实是同一辈人，我只痴长他四岁，仅仅因为他在研究生院时与我有数面之缘，后来我主编大型书系与作家专集时，曾和他有过几次愉快的合作，他一直谦虚称我为“老师”或“柳公”，而且并不随着他自己地位的提高与业绩的增长而改口。说实话，我一直受之有愧。我知道，他谦谦君子的风度，正是他虚怀若谷品德的外现，就像钱锺书在给青年学子的信札中经常称兄道弟一样。不久前，他来信希望我为这个文集写一篇序，为这样一本文集写序？我实在不敢当，不过，在他学术活动五十周年之际，表示我的感佩与祝贺倒是我自己的心愿与责任。

（本文为柳鸣九先生为四川外语学院庆祝杨武能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所写的序言，标题系编者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