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3日，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迎来了他的110岁诞辰。我是周先生的老学生，多年来学习周先生的著作，接受他的教育。在这里我衷心祝贺周先生生日快乐。

1960年暑假后，我在北大中文系读四年级。那学期，系里开设了“汉字改革”的课程，讲课的是周有光先生。周先生的大名我早就知道，但见面是在这门课的课堂上。那时，周先生五十多岁，精力旺盛，一口气连上三节，从下午两点讲到五点，站着讲，也不喝水，课间休息时搬把椅子就坐在讲台上。周先生讲课语调平缓、吐字清晰，讲课的重点集中在汉语拼音方案制订中的各种学术问题。周先生的课使我开了眼界，使我认识到语文改革指的是社会语文生活的改革，而不是语文本体的改革。那个年代，师生间隔着一堵看不见的墙。上了一个学期的课，我没有和周先生说过一句话，周先生也不认识我这个学生。

“文革”结束后，学术环境逐渐宽松，语言文字的应用研究受到了重视，我和周先生开始有了来往，得到了周先生的许多帮助和鼓励。

关于汉字性质的研究，是汉字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可是传统汉字学对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20世纪80年代，周先生和我先后注意到这个问题。周先生在1987年发表了《文字类型学初探》，提出了文字“三相”说，认为汉字是意音文字。我在这个时候研读了索绪尔、布龙菲尔德、赵元任、吕叔湘等前辈学者有关的论著，接受了他们的意见，理出点头绪，在2001年发表了《汉字的性质》的文章，认为汉字是语素文字。周先生对论文的写作一向是极为认真的，一篇文稿写出后要不断修改完善，最后才定稿发表。2005年周先生在写完《文字学新发展》后，开始写《汉字性质和文字类型学》。就在那年三月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周先生给我发来九封信，寄来了《汉字性质和文字类型学》的九次修改稿。

在3月26日的信里周先生说：“昨天刚刚寄给您一封信，又收到您的2005-03-23来信。我们这样不断来往切磋，今天恐怕是很少的现象。我觉得很有意思。”这篇文章最后发表时，周先生写了几句话：“多数人认为现代汉字是‘语素文字’。一些人认为现代汉字是‘意音文字’。这两种说法并非相互矛盾，而是相互补充的。分歧发生在，各自抓住一个方面的特征。前者以‘语言段落’为根据；后者以‘表达方法’为根据。两个方面的特征是同时并存、彼此说明的。兼顾各个方面，就能得到完整的看法。”我从周先生的写作过程里明白了前辈学者是怎么研究问题的，怎么听取意见的。周先生多次把文稿给我学习，对我是引导也是鼓励。

2006年7月，我被一家大学聘请为人文社会科学奖中国传统文化与语言文字学评审组专家。在那次评审中，参评的著作有一本是某大学老师写的《图画文字说与人类文字的起源》。评审组负责人要我仔细看看这部书，提出意见作为评议时参考。我读了这部书得到的印象是创意不多，论述较为浮泛。我怕我的看法不准确，于是我就请人把这本书带给了周先生，请他发表意见。

没几天，周先生就把意见寄给了我，指出：“书中胡乱混淆语言学和文字学。不妥。文字学在逻辑分类上属于语言学，但是语言学的理论不能胡乱用于文字学。语言学家如果对文字学没有研究，随便开口，往往错误百出，不足为训。”这部书最后没有获奖。

就是在这部书里，作者引用了美国学者白瑟拉托在1992年发表的著作《BEFORE WRITTING》里的观点。周先生在给我的信里说：“Besserat:Before Writing，请设法代我借一本来看，北大图书馆有吗？”

于是，我到北大图书馆去查，可巧图书馆有这本书，我就借了出来。这是一本很厚的英文书，而这时的周先生正因病住在隆福医院，于是我就带着这本书到医院看望周先生，并且把书交给了他。过了大约有十天，周先生在病床上读完了这本厚书，让快递送还给我，我还回了图书馆。

又过了几天，周先生让保姆给我打电话要我到医院来一次。他送我一本他刚出版的著作《汉语拼音，文化津梁》，这是为纪念《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五十周年而出版的学术文集。序言中有一句话深深打动了我：“一种文化工具，只要易学便用，适合时代需要，它本身就会自动传播，不胫而走。”这句话不但总结了近百年来中国语文改革的经验，也为分析各种复杂的社会语文现象提出了依据。一位百岁老人有旺盛的求知欲，躺在病床上还在阅读，想到的仍旧是学术，还不断有新的思想、新的观点，这不能不说是奇迹。

周有光先生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突出贡献就是制定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汉语需要有表音字母，研制一套科学实用的汉语拼音方案始终是中国语文现代化的重要任务。研制拼音方案首先要解决的是采用什么样的字母。新中国建国初期，知识界对世界字母的情况所知不多。周先生为了给选择字母提供参考，编写了《字母的故事》这本书。在书中，他指出：拉丁字母是世界最通用的字母，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共同工具。在表音的结构上，它采用的是最进步的音素（音位）制度；在形式上，它是最简明的符号；在语音的表示上，它具有非常广泛的适应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上有六十多个国家以拉丁字母作为正式文字；二战结束后，增加到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到20世纪末数量有了新的增加。就是那些不用拉丁字母作为正式文字的国家，也都有法定的或习惯的拉丁字母拼写法，拉丁字母是当今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字母，它活跃地生活在日益众多的民族中间。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开始研制拼音方案时曾采用民族形式的字母设计拼音方案未能成功，最后采用了拉丁字母，历史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个选择固然体现了国家领导人的远见卓识，而周先生的推荐倡导也是功不可没。

周有光先生是享有盛誉的前辈学者，是学界敬仰的寿星。作为周先生的学生，祝愿先生健康长寿，祝愿先生的学术思想在中国不断生长繁衍，为我国的文化建设和语言学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文/苏培成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