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

1981年，中国作协派三人组成的代表团去日本访问，杜宣为团长，我为成员之一。去之前，一位“发小”跟我说：“你不是喜欢《上海屋檐下》吗？嘿！记得那剧情吗？一位革命者把妻子托付给朋友，几年后回来找妻子，发现妻子已经跟那朋友同居了！”我当然记得那个话剧，我上中学的时候，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过，那是部群戏，但革命者、其妻、其友确实是其中最勾人思绪的三个角色，都是好人，都不得已，最后革命者为了成全另二位，悄然离去。但那是夏衍编的剧，“发小”提它作甚呢？“发小”就告诉我：“那就是用杜宣跟赵丹他们的事情编的！”当时我竟信以为真。后来，查了资料，才知道夏衍那个剧本早在1937年就写出了，赵丹1939年去新疆以前还在重庆演过这部戏。“发小”的说法虽然不对，但对于赵丹来说，确实也是“一戏成谶”，他和两位朋友1939年夏去往新疆，本以为可以在那里开辟新的戏剧天地，不曾想却被盘踞新疆的军阀盛世才投入监狱五年，他的妻子叶露茜曾去新疆找他，听到的消息是他已被处决，悲痛欲绝，回到上海后，得到杜宣的慰藉照顾，后来结为夫妻。赵丹获救后回到上海，屋檐下呈现的状况正和他演过的那出戏一样，“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信然！作协通知我随杜宣去日本前，我与赵丹、黄宗英伉俪已经熟稔，但还没有见到过杜宣，觉得他很神秘。觉得他神秘的另一原因，是上中学时看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难忘的岁月》，编剧正是杜宣，剧中有一场是上海地下工作者在咖啡馆接头，舞台装置在大背景前使用滑轨移出了一家咖啡馆剖面，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时候就知道杜宣的这部戏是根据他的亲身体验编写的。革命者也出入咖啡馆呀！

终于见到杜宣了。跟他密切接触后，神秘感没有消失，反倒增加了。那一年我不满四十岁，杜宣却已经六十七岁了。我之前也见过一些老革命，包括老一辈的革命作家，他们身上，都焕发出一种令我尊敬的土气，其中一位多年在根据地的老作家就跟我说过，他很怕作协派他出国，因为他不喜欢穿西装，更怕系领带。但是杜宣呢，他的革命资历，比说那话的作家还早几年，呈现在我眼前，却是一身极为合体的西服革履，系很精致的领带，头戴法兰西帽，玳瑁框眼镜，手里捏好大一个烟斗，他浑身的色调，以暗蓝为主，分几个层次，都属于中间过渡色，毫不招摇，却透着高雅。我为出国，开出介绍信，到当时很有名的华都服装店定制了西装，又备置了色彩鲜艳的条纹领带，穿上了厚重的新皮鞋，前面提到的那位“发小”见到，惊呼：“洋得可以呀！”但是站到杜宣边上，我立马就意识到，自己其实还是土得掉渣。

作协那时为什么派杜宣这位老将出马？是因为那次日本的邀请方，不是一贯跟中国友好的左派团体，而是文艺春秋社。文艺春秋社后来又有变化，但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回国不久就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正式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航程，到1981年春，中国的新局面已然灿然呈现，文艺春秋社感到再不能对中国文艺界采取漠然态度，便主动派员到中国与作协接触，最后发出邀请，作协也就派团出访。杜宣作为“老外事”，经验丰富，善于应对，领到任务，当仁不让，我们随他前往，也就有了主心骨。

飞到东京，到新大谷酒店，先到大堂吧等候分发客房钥匙，邀请方问是否喝点饮料？杜宣先点头。然后，杜宣检视饮料单，推荐几样让我和林绍刚选择，最后他要的咖啡，我们要的果汁。从那一刻起，我觉得杜宣就在身教，昭示我们什么是不卑不亢。那是我头一回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头一回置身在那么富丽堂皇的高档酒店大堂，记得大面积的落地玻璃窗外，是日式园林，人造瀑布与朱红拱桥令我目眩，看到杜宣一派气定神闲，我也就绝不惊惊咋咋，只慢呷果汁，暗中观察种种对我而言是初见乍识的陌生细节。那次我们除了到文艺春秋社本部作客，还去著名的日本作家松本清张家中作客，会见了井上靖、陈舜臣、有吉佐和子、司马辽太郎等作家，在东京观看了歌舞伎，在京都见到了艺伎……杜宣引领我们柔和幽默地向日方介绍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的中国新貌，特别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复苏与蓬勃生机。我是从那时候才懂得，作家的书不是印得越多越光荣，畅销书作家并非一种褒称，松本清张的书非常畅销，他用那些版税造出的别墅宏大而精致，但是他强调自己是得过日本纯文学大奖（芥川龙之介奖）的，以那个为荣。有吉佐和子听说她那本写日本老龄化危机的长篇小说《恍惚的人》在中国一版印了5万还要再加印5万，竟然把桌子一拍，满脸溅朱：“谁让你们印那么多的？”她是觉得把她那样一个纯文学作家混同为畅销书作家了，因而愤怒。我和杜宣独处时，告诉他我对此很是惊诧，他就告诉我，出访，就是要多知道些这类的“文化风俗”，以为我们发展自己文化的参照。

在一次与日本文化人的交谈中，我随机引用了两句唐诗“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又提到更早的关于箫史、弄玉的典故，日方表示没想到中国青年作家还有这般的古典文化学养，其实那都是我少年时代受家庭熏陶记住的，经历了十年的文化断裂，这些东西已经推压到意识的最边缘了，那天不过是因为话题涉及到扬州和吹箫，我偶然忆起，随意道出的。事后杜宣表扬我，说收到改变日方某些人偏见的效果，鼓励我更好地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又敦促我学习外语，我发现他既能说日语也能说英语，后来知道他年轻时在日本上过大学，回来在上海洋场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以后又长期搞对外文化交流，西服革履、法兰西帽、烟斗咖啡、英日口语，都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他对我也有批评。一次在参观名胜古迹期间，到一家比较朴素的餐馆就餐，那餐馆的菜式只有两种，翻译林美由子小姐问我：“您想吃鸡，还是鱼？”我随口应道：“吃鸡吧！”杜宣就微笑纠正我：“不能这样说话啊，你应该说：吃鸡。或者说：我想吃鸡肉。”我顿时脸上发烧。那以后，无论外事内事，我都注意不要随口爆出粗鄙的语音来。

那次随杜宣访日，于我来说，大长见识，印象深刻。但是就杜宣而言，不过是他繁多综错的涉外活动中小小不言的一次罢了。回来以后，我把日方拍摄洗印出的一厚摞彩色照片拿给文首提到的那位“发小”看，那时候中国还很少有彩色照片，他说：“哇，这么多，你就不怕折福呀！”又挑出一些有杜宣出镜的照片指点着说：“学着点！瞅瞅人家，一招一式，总透着那么潇洒倜傥！”他对杜宣产生了兴趣，后来买杜宣的书看，把报刊上记者采访杜宣的问答转述给我听，说杜宣告诉记者，他信仰共产主义，他从事地下工作时，随时准备着牺牲，他的一些战友就牺牲了，但是他在那样险恶的环境里并没有被敌人逮捕过，不过他在那断裂的十年里，倒坐了好几年监狱，被冤屈囚禁，并没有让他丧失信仰，他乐观地迎来了改革开放。我在随杜宣访日时，没有跟他谈及过信仰，但是我感觉他是一个真诚的人。在1978至1988那十年里，我接触到不少杜宣那一代的老革命，有未脱土气的，也有他那样颇为洋气的，他们的信仰，概括起来，就是要先改革开放，奔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并相信经过一代再一代人的努力，最后实现人类大同，那也就是共产主义。他们的思维逻辑是清晰的，言行基本是一致的。

直到1994年，我才再次与杜宣见面。1993年，我的长篇小说《四牌楼》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很幸运的是，第二年我就凭此获得了上海优秀长篇小说的奖项，在颁奖活动中，我和一些上海老作家坐在一桌，身边正好就是杜宣，他对我非常亲热，虽然我们都没有谈及十三年前一起访日的事，但他对我是以老相识相待的，那一年他已经八十岁了，看上去却并不显老，依然是西服革履、法兰西帽、玳瑁框眼镜、手握大烟斗，我说他一点没变化，他笑着举举烟斗，说：“这就是变化，完全是道具，不再填烟丝了！”我说从杂志上看到他的剧本《彼岸》，可惜这戏只在上海演，北京看不到，他说：“自己就不满意。力不从心了。”他说访日回国后才看到我198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如意》，回来又看到改编的电影，这次又看到长篇小说《四牌楼》，鼓励我说：“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悲悯情怀很可贵，是共同富裕的推动力。”我告诉他因为又去过欧洲和美国，学会喝咖啡了，他就说：“我家里有好咖啡，你来，我请你喝我自磨的咖啡。”我好高兴，跟他说：“我一定去，我还有问题要请教您啦！”

但是，那次在上海，因为未曾预料到的原因，我没能去成他家。有上海的朋友告诉我，两年前叶露茜去世了，杜宣多少有些消沉，常常在淮海路踽踽独行，走累了，便到一家牵动他无数回忆的咖啡厅，点一杯卡布奇诺，一份提拉米苏，默默地坐在一隅享用。离开上海的时候，我想，反正上海常去，总有机会喝到杜宣亲磨咖啡的。没曾想到，2004年传来他仙去的消息。杜宣欠我一杯咖啡。如果我能喝到那杯咖啡，我会向他提出什么问题呢？我想问的是：从西服革履人类共享这一点，是否可以悟出更多的道理来呢？

2015年5月21日绿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