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扬

如果不是《青年杂志》，百年后的今天，谁会记得1915年呢？可以想见，《青年杂志》初创时期的陈独秀，对周围世界，并不抱盲目乐观的态度。他知道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是不容易的。但无论如何，1915年是陈独秀人生事业的真正开端，如果没有这一寂寞的开场，就不会有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壮丽景象。

1941年冬，贫病交加的陈独秀写了一首诗：“贯休入蜀唯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朋友见了，便买了鸭子去看他，劝他不要搞政治了，又劝他去延安。但陈独秀都没有接受。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享年64岁。这位曾经掀起红楼百丈潮的老革命党人，英雄暮年，客居江津，最后像很多历史上的伟大的捕风者一样，在寂寞和孤独中淡出人生舞台，直至无声无息，悄然离世。在陈独秀人生最晦暗的时刻，历史好像匆匆翻过了一页，一个时代就此无情结束。但多少年后，谁会想到，未尽的情怀重又燃起，人们重新想起陈独秀，想到他给我们带来的种种问题和思考。

如果不是陈独秀，如果不是《青年杂志》，百年后的今天，谁会记得1915年呢？单单从年份上讲，1915年并不特别。论社会影响，1911年武昌起义的枪声，更具威力；论政治效应，1913年宋教仁被刺，对政坛的震撼更大；即便是1915年，社会的关注点也在中日之间围绕“二十一条”展开的外交博弈，以及8月成立的筹安会上。没有人注意到一个不怎么出名的留日海归人员创办了《青年杂志》。民国元老吴稚晖回忆这时期在上海霞飞路章士钊家里见到陈独秀的一幕，“陈（仲甫）先生却像演赤壁之战：章先生充做诸葛亮，他充做鲁肃，客散之前，客散之后，只有他徘徊屏际。”在他眼里，章士钊是绝对的主角，陈独秀只是鲁肃一样的陪客，行走在政坛边缘。对陈独秀的思想言论，同为留日学生的李大钊，也大不以为然。在1915年8月出版的《甲寅》杂志上，李大钊发表《厌世心与自觉心》，批评陈独秀“厌世之辞嫌其泰多，自觉之义嫌其泰少。”这一年，37岁的陈独秀，人生事业面临极大的挑战，社会对他的反应并不热烈。已保留下来的如《湘绮楼日记》、《郑孝胥日记》、《张骞日记》、《黄炎培日记》、《许宝蘅日记》、《鲁迅日记》、《周作人日记》等，1915年的字里行间，全不见陈独秀的名字。这一时期的陈独秀，脑子里盘旋的，或许不是思想启蒙，或许也不是个性解放问题。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回忆，陈独秀“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志，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先叫做《青年》杂志，后来才改做《新青年》。”1915年9月，陈独秀办成了《青年杂志》，这对他来讲，是迈出了人生的一大步。但思想上，他是不是从整个时代的思想氛围中脱颖而出，超越一个时代而进入思想启蒙阶段，这是留给后来研究者的问题。比较一下当时上海出版的《甲寅》、《科学》和《青年杂志》，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在民主、科学的认识和传播上，不见得比其他两种杂志更具优势。

记得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一文中，对胡适因1917年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纲领而暴得大名的原因有所探讨。他认为胡适是生逢其时。“在胡适归国前后，中国思想界有一段空白而恰好被他填上了。”中国思想界是不是有空白，这一空白是不是阴差阳错地被胡适填补上了，这或许可以再讨论。通过《青年杂志》，陈独秀与胡适相聚相逢，并且，借助杂志平台，刊发《文学革命论》和《文学改良刍议》，从此，声名远播，无人不晓，倒是事实。

1915年，新创办的杂志不在少数，单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就创办了三家杂志，其中《妇女杂志》后来也成为名扬全国的舆论平台。《青年杂志》的意义不光是搭建了一个传播民主、科学的思想平台，而且为不久将来陈独秀、胡适的相遇相知，提供了合作机缘。《新青年》之前，陈、胡都有办刊的经验。陈独秀与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甲寅》，胡适在美国参与《留美学生月报》的编辑工作。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思想言论与他们后来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观点相差不多。但为什么之前的文章没有后来《新青年》上的文章来得有影响呢？可能还不是生不逢时的问题，而是与办刊人的思想性格及刊物本身有关。

《甲寅》杂志最具核心的人物自然是章士钊。他创办《甲寅》的目的，是要与革命党人中的“激烈分子”分道扬镳。罗家伦评价章士钊这时的文章，是逻辑文章的集大成者，“趋于最完备的境地”。既无“华夷文学”的自大，又无“策士文学”的浮泛，文字组织无形中受西洋文法影响，格外精密。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也援引罗家伦的观点，以为很可以说明逻辑文的性质。章士钊的这种平实说理的文风，被舒新城赞誉为“注重理论，注重文法，在政论中，别开生面”，但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所表现的不容论敌有商讨余地的强悍文风，形成鲜明对照。《留美学生月报》是中国留美学生办的一份英文刊物，胡适曾参与编辑。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消息传到美国，激起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弹，纷纷要求对日开战。面对中国留学生的慷慨言辞，胡适发表《致留学生公函》，反对对日作战，主张“严肃、冷静、不惊、不慌的继续我们的学业。”这种态度与其冷静的文风之间，似乎一脉相承。陈独秀在《甲寅》中感觉到不能放手一搏的牵扯，故要自立门户，创办《青年杂志》。而胡适在《留美学生月报》以及《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主张白话文学实验。只有遇到陈独秀后，才将文学改良的学理思考变换成文学革命的激越口号，其思想革命的威力，才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这是借助陈独秀老革命党人的威势所致。晚年胡适在口述自传中，谈到陈独秀、钱玄同对他的声援以及将文学革命与古文宗师相对立，发明了“十八妖魔”、“选学妖孽”以及“桐城谬种”等口号，感叹有了这些口号的远近流传，才给文学革命找到了打击的对象，也团结了一批新人，一场新文化运动得以名正言顺、顺理成章地开展下去。

如果没有杂志，没有口号，也没有论敌作对，新文化运动不知道将以何种名目进行下去？这种寂寞文坛的虚空状况，在鲁迅先生的记忆中显得非常清晰。他在《<呐喊>自序》中，谈及钱玄同为《新青年》来约稿，鲁迅感到《新青年》“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周作人还写过《伟大的捕风》，借以向那些在寂寞中的思想先驱表达敬意。事实上，很多先行者在激烈抨击的同时，内心有时是难免会感到寂寞，甚至孤独的。1915年陈独秀在《甲寅》杂志发表《夜雨狂歌答沈二》，其中就有“笔底寒潮撼星斗”这样的句子。可以想见，《青年杂志》初创时期的陈独秀，对周围世界，并不抱盲目乐观的态度。在那个黑云沉沉、寒潮不断的时代，他知道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是不容易的。但无论如何，1915年是陈独秀人生事业的真正开端，如果没有这一寂寞的开场，就不会有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壮丽景象。轰轰烈烈与寂寞无聊，有时是相辅相成的组合。由此想来，那些伟大的捕风者遭遇的寂寞，乃至虚空，未尝不是人生，乃至思想史的另一种面相。

2015年5月于沪西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