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报看报……”那是小时候，黑白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的一句著名台词。那时，我们工人新村的孩子，喜欢将电影人物说的台词，或其他顺口溜，有事没事挂在嘴上，就像是挂在胸前的家门钥匙。

不是吗，多少年来，看报，不一直是件十分庄重的事情？

小时候，在我们这一条弄堂，有两位中学生，就是因为看报读书，而成为我们这些小学生心目中的巨人英雄。

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中期，一个全社会普遍不读书的时代。工人新村，都是双职工家庭，父母大都是工人。一条新村弄堂，两层楼面，二十几户人家。东西两头，各有一位中学男生。西头那位，十六七岁，东头那位，十五六岁。平时，两人基本在家窝着，深居简出。不是看报，就是读书，在我们眼中，一律高大而神秘。到了晚上，这两家屋子，日光灯满室白亮，直到半夜十二点。平时，这两位小文人，好像约定似的，一不碰面，二不交往，无师自通了 “文人相轻”故事。弄堂前后两个出口，平坦，“东头”不走西头，“西头”不走东头，两人老死不相往来，都好似海上灯塔一般，分享着我们敬仰的目光。

一般白天，那位“西头”，喜欢在家高声朗读，大多是全国顶级“两报一刊”社论，嗓音洪亮，响彻弄堂，声响自家中南北两门传出，兵分两路，往中间飘来，向东头那边悠悠荡去。那位“东头”，年龄稍小，却沉着老练，并不示弱。夏日晚上，“东头”坐在自家门口，捧起搪瓷茶杯，由我们这些十岁上下的“小赤佬”们，团团围着，听他讲报上书上读来的故事。其间，不时有稍大的孩子，捧着他的空杯，跑回自己家里，为他续茶送上，再坐回自己的内圈。我们这些较小的孩子，只有坐在外圈的份儿。不消说，浓浓的氛围和人气，也由夏日的东风，一阵阵吹向了西头。这样的日子不长。最后，还是他们读着他们，我们玩着我们。一天，有一个消息传来，说是西头那位，有文章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还听说，篇幅相当于一个火柴盒大小。当时，整个弄堂轰动了。当年，没想过，也不懂，那是什么样的文章，发表在哪一个版面？几十年过去，现在才有了基本的推测。回想自己，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热时期，也曾急于出名，无奈何文章屡投不中。最后，用上一个不知是听来，还是自己悟出的绝招：自降难度，以“读者来信”投稿，果然一举而成功，终于让自己的名字，第一次变成了沉重的“铅字”。不管怎样，这事在七十年代，在工人新村弄堂，在我们小学生懵懂时代，一位中学生，居然能在《文汇报》上发表文字，绝对是一个文化大事件。

其实，弄堂里两“头”对峙，也就在一年左右时间。按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西头那位，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照理要去农村，因为一脚残疾，留在了上海，分到菜场做营业员，兼职宣传委员，他的大妹去了黑龙江农场。东头那位，仅姐弟两人，姐姐早在六十年代，“老三届”一片红之前，去了新疆，作为弟弟，自然留在上海，分在某局机关办公室，做了秘书。

“看报看报……”

以后，自己也进了中学，因为日子漫长，也订过大红字报头的《文汇报》。其时，正自学绘画，做着画家梦。看到报上画刊，也冲动了，画了一幅水彩画，名字《中阿青年》。画面上，一个中国青年，与一个阿尔巴尼亚青年，两人紧紧握手。也想，给这个重归沉寂的弄堂，来一个更大的惊雷。画稿寄给《文汇报》，附上一封长长的信。三个月后原稿退回，回信是统一打印稿。

80年代，在工厂做文学青工。当年，工厂的不同车间，不同的工厂之间，文学青工们经常聚合，激情亢奋，“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自己也仅在小报上，发表几个小文章，算不上文学作品。文友中，一位印染厂的文学青工，一边做着日夜三班，一边苦苦写诗，平时，看似外表文弱，内心十分高傲。一次聚会中，连说了两次，他的诗歌，只投给《文汇报》“笔会”，可见不甘平凡，自视甚高。当时，年少气盛的他，不会想到，心气和现实，这两者之间的距离，有时就是，以后三十年人生长途的沉默坚守。

进入90年代，小菜场突然走红，就连卖肉的营业员，也手中有权，可当着众人的面，给自己中小学老师，多切一些精肉，很让众人敢怒而不敢言，着实让老师们光荣自豪，以为还是当年学生中的“差生”们最有出息而讲义气。其时，政府机关还是一片清淡。那时，自己刚从效益较好的工厂，调入某区政府机关。一次，西头那位的小菜场，来区机关上门服务。那天中午，吃了饭，在食堂后门经过，眼光落在一个蔬菜摊位，不想遇上了“西头”，见了我大惊，问：你，怎么会到这种地方上班？听他口气，好像，他们不是小菜场职工，而是专业文艺团队，不是来区政府服务，而是下到监狱慰问演出，突然，遇到我这个犯人邻居似的。那时，大家还在老弄堂，成年后，在家门口，远远见了，能避则避，都很少说话。那时，他的大声读报，也早已成了绝响。

然而，那“东头”家门口，却是我经常经过。那时正在读英语夜校，听说他已做到了局办公室主任，晚上六点，吃了晚饭，一星期两次，去夜校，都要骑车经过他家。尤其是夏天，他和老婆和小女儿，一家三口，都在门前纳凉。经过时，侧眼见他，晚饭后，早早打着赤膊，四肢伸展，静静平卧在躺椅上，一副闭目养神、无所事事的样子。上完课，从夜校回来，已是晚上九点。再次经过，所见一切如故。从此，再不见他家半夜十二点，那一屋白亮的灯光。总是，每每经过，每每感慨，为他，更为自己。

一转眼，四五十年过去了。家里报纸，单位报纸。人在外地，长椅上读报，累了，乏了，躺下，将皮包当做枕头，天凉，一叠报纸覆在肚腹之上，不受凉，不感冒。多少回，日近黄昏，将看完的报纸，整齐码放在原处，有时，回头看去，悠悠来了一位老人，坐下，读我的报纸。

“看报看报……”

现如今，谁还在看报？都说是忙，都说有互联网。

老弄堂还在。每次，回去看望高龄父母，听他们说老房子的故事。现今，大多数中青年，都已搬离。老弄堂，成了老年人、下岗工人和外来人员的三分天下。东头那位，父母走得早，后来升任副局长，单位分了新房子，早已将原来的老房子，让给新疆回来的姐姐一家。西头那位，自从年老父母离世，也在菜场下岗了，后来炒股票赚了钱，在市郊买了新房子，过年的时候，也不见他回老弄堂看看。

一切，真的过去了？那一个看报读书的年代。

文/魏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