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中学的老师，我每念起的有几位，祖兴中老师是其一。1986年2月，我转学去了父亲工作的城市，就此离开家乡，迄今快三十年了，而我不见祖老师，也已经三十年。说起来，那时我还是小孩子，如今已是中年人，二毛生于两鬓，比起祖老师的当年，还要大几岁。光阴推移，岁月易得，这古来共叹的永恒题目，在我也有了真实的领略。

祖老师的身材甚高，骨节长大，现在回想起来，当在一米七六以上；面部较为瘦削，但毫无文弱感，相反，却显得极为劲悍、有力。神情也是严肃的，头发剃得很短，冬天也是平头；络腮胡子，刮得相当干净，满脸作铁青色。苏轼在《方山子传》中描写其友人陈慥，说的“精悍之色，见于眉间”，大可以移作形容。祖老师对于所有的学生，皆毫不留情，头上凿几“拐栗”，那真是平常事。包括他的儿子在内，也没能逃过此劫数；他儿子也在我们班，有一段时间，与我同桌。以此故，同学背后多怨之，谥之曰“蒋光头”。

我的家乡，本是老桐城的东部，虽说自古不乏名闻天下的大文人，但其实也不废讲武。不知祖老师从谁拜师，习了武术，所以意气之间，特为雄杰！据他自述，一次在枞阳县城，碰见街上的流氓，欺负一个挑担老人，他气不过，上去只一拳，就把那家伙撂倒在地。这件事是否当真，我无法确证，姑勿深论；不过另一次，则为我所目睹，真实不虚。一天早饭后，有个初三班的老留级生，十七八岁，泼皮的样子，在经过我们教室前，把手里没洗的粥碗（其实为一种带柄的搪瓷缸，今已少见），甩来甩去，碗里的余沥四处飞散。他觉得这很好玩，乐此不疲，一串余沥从斜刺里飞往与教室紧挨着的祖老师的办公室，并越过其洞开的窗子，降落于老师的写字桌。这还了得！——所有在场的人，立时都预见到了该老生的下场。“说时迟、那时快”，不过几秒钟，老师便从房间拔步出来，并以其如铁的“拐栗”，“钉”在了老生的头上；同时，发出了大声的呵斥（具体说的是什么，已不能记忆了）。一时间，这老生人也蒙了，只以一手抱头，眼睛乜斜，看着祖老师。祖老师见状愈大怒，遂伸其猿臂，把他揪了起来，有似老鹰抓小鸡，拽进其办公室。老生无力反抗，至此田地，也已经无语；祖老师犹在大嚷：“你敢跟我来，你道我是谁？！”边说，边用拳头对着墙打了几拳，那墙看起来便像是软的，即时陷下几处，其深度盖有大半寸焉。固然墙不是水泥的，而只是一种土砖墙，但若无相当力度，决不能为此。我在旁看了，心下乃大觉痛快，比看拳打镇关西还要带劲！多年之后，我也见过各类无赖子，可是我身体羸弱，就不能对付。每当此时，必记忆起此一幕，而发生无穷的感喟。

祖老师教我们语文，是我们的班主任，从1984年九月起，至1985年年底止，我受他之教，为完整的三学期、一年半时间。今天追想，这十八个月的时间，实给予我许多的益处。大概说起来，祖老师近乎一位学者，尤其是一位文学家。他坚持写日记，又出于文人喜表曝的心理，在课堂上朗读他的日记，不止一次；听起来，那是用一种相当讲究的笔调写的，其中刻画人物，夹带嘲讽，大有小说的意味。祖老师对我们说：他甚愿在退休之后，为文学创作，发表小说作品，目前则无暇顾及。我最初发兴写日记，也刻意用了“小说家体”，而少记实事，就不免有效颦之意。这其间当然有弊有利，是不必讳言的。

祖老师的生性自负，所知亦夥，对同行的老师，有时便有些看不起。有一次，上《卖柑者言》一课，里面有句：“出之烨然，玉质而金色”。祖老师讲到此处，快意地笑说：“我们的一班老先生，把‘烨’念作‘华’，……”所谓“一班”，是他的口头禅，指许多人都这样。据我姐姐的“考证”（她比我高一级），其实仅指一人，即教她们班的语文老师，绰号“杨驼子”的是也。祖老师说的，不算多么冤枉。另外一次，则是笑到了《青春之歌》作者的头上。在初三上学期，有篇《坚强的战士》，是从杨沫的小说节选的，其中有一处，说“林红脱下身上的一件玫瑰色毛背心送给林道静”，但那是“夜晚临睡觉时”，又是“夜是这样黑暗、阴沉，似乎要起暴雨”；所以，祖老师就毫不客气地批评：“这里大有语病！我的老师张志公说，晚上怎么看得见红色？”是的，我清楚记得，祖老师说他的老师是张志公，——那时候，我已经把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读得烂熟，所以于当代语言学家的名字，也略有知闻——我听了祖老师的话，大吃一惊，才知老师的来历不小。后来我读钱锺书的《谈艺录》，于其指摘《游仙窟》的描写之病，说夜晚而“丛花四照，散紫翻红”，是“以‘心中所忆搀糅入眼前所睹’（letting remembering mix itself with looking）”，追忆起祖老师所说的，就弥觉亲切。

《荀子》所说的“材剧志大，闻见博杂”，祖老师可谓有焉，所以讲课之际，就不时抖些“冷知识”。如清华大学的招生考试，上联“孙行者”，让考生对下联；这事现已无人不晓，不过三十年前，在偏僻的乡村，知道的人是不多的。又如上张志和《渔歌子》，祖老师说：张志和隐居在白荡湖（我们县最大的湖），撰了一个上联：“白荡湖边，白发老翁钓白雪。”苦思数日，也对不出下联，张的女儿，才七八岁，接口就对上了；张志和蹙眉不悦，叹道：“太聪明，必定薄命！”——关于这则“齐东野语”，我始终未得其出处，不知祖老师看了什么“冷书”？此外，张志和女儿的下联，我也久已忘记了，无以省忆，这是颇为可惜的。

另有一次，是偶说起方言字，祖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个“”，说：“这就是bō墙的bō字，《康熙字典》上就有。”所谓“bō墙”的“bō”，是枞阳的方言，读入声，意思是“砌”。我记得分明：祖老师写这个字的上半时，是面朝黑板、背对我们，在写下半字时，就转过来背靠黑板，面对着我们，且尽量将身体倾斜，从下往上写。我之佩服祖老师，于此之际，可谓达于至极。因为念了多年的书，耳中常听到的字，还每不知怎么写；我那时并不知晓，要写出方言里的字，不是简单的事，就算在学者里，也只有号为“小学家”的那班人，才能够胜任。不过，我后来多次翻检《康熙字典》，都没找到这个字。直到不久前，我说起这件事，妻子也觉好玩，便取出《康熙字典》，随手一翻，真巧，在言部七画，居然找到了。

祖老师喜好买书，其博雅多知，自与此有关。据祖老师说，他十一二岁时，就知买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这在我们今天，已没人要去读它了，但在老师的时代，它是一本名著。又有一次，老师对我们说，他近期又去了县城，原本为买皮鞋的，可是见到一部《辞通》，马上放弃买鞋，而买了书。祖老师说此事时，不无得意之色，颇有老舍节衣而购《神曲》之余风焉；而我之知《辞通》，亦始于此。祖老师还告诉我们，他的藏书盖有几千本，俱秘藏于阁楼之上。我所记得的他提过的一本怪书，唤做《想打急》，说是为了做诗，一时想不起韵脚，便可查它，“一查即得，打个救急”。——我后来遍检“七略四库”，也没见过这本书。

祖老师别有二事，可见其性之耽奇，也值得一说。其一是“拥鼻念书”。也就是说，祖老师在读书时，是用手摸着鼻子的，如此一来，他的声音，便极似播音员夏青那样了。不过，他大概并不是学夏，而是刻意效晋人谢安的。《晋书·谢安传》云：“（谢）安本能为洛下书生咏，有鼻疾，故其音浊，名流爱其咏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效之。”其二则是“战笔书”。祖老师写字，在认真写时笔画是抖的，随便写的则不然。我那时不识其来历，只觉这也太怪了。祖老师那时订了不少刊物，其中有《书法》，今据此推之，老师的写字，必是受了清道人的“毒害”。

直至今天，我手里还藏有祖老师的一通书札，那是1986年他复我姐姐的，那年五六月间，我姐姐写信给他，求他寄些模拟试卷；姐姐出嫁的时候，丢弃无用之物，遂给了我。我没有给祖老师写过信，也没去看过他，因为我自觉不称意，少时的理想抱负，大多成了泡影，羞于去见老师。

文/王培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