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元
一个深秋寒凉的夜晚，夜气由室外渗透到屋内，又扩散开来。大地万物皆已沉沉睡去，连夜游的动物也悄无声息。我不由得想起鲁迅一九三六年逝世前度过的那个大病初愈的夜晚。那年中他在病榻上前后缠绵了三个多月，六月里几乎一整月卧床未起。八月下旬病况稍有好转，二十三日就写下了《“这也是生活”……》一文，记述病情有了转机后的一天夜里，他醒来了，喊醒了广平，给他喝了几口茶水，还让她把电灯打开，说是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然而，许广平似乎并未听懂，以为他在病中说胡话，给他喝完水后，徘徊了一下，又轻轻躺下了，没去开灯。接着，就是如下一段文字：“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情境的描绘，内心的剖白，平静写来，真挚，深邃，生动，感人至深。
这是鲁迅思想与人格的一个鲜活标记，又是他作为现代知识者迥异于古代士大夫的一个根本分野。在从古代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中，范仲淹的“先忧后乐”，王维的“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与鲁迅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是三种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态度和价值选择。士与知识者之是非、荣辱与功罪，皆在其中。
鲁迅作为现代知识者的卓越代表，彻底走出了“兼济天下”或“独善其身”的士人传统老路。范仲淹之辈杰出士大夫，尽管忧君忧民、独不忧己，但无论在“庙堂”上忧“民”，还是于“江湖”上忧“君”，其忧乐仍系于“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制度。王维一流“世事浮云何足问”的离世绝俗、超迈闲适的“高人逸士”，逃避社会人生，不过是在自造的幻影里寻求虚妄的精神慰安而已。
而既疏离庙堂又远避江湖的鲁迅，则始终以独立的精神人格、独立不倚的文化风骨，不依附于任何政治集团或社会势力，牢牢立足于、扎根于古久辽阔而又苦难深重的华夏山泽大地之上，特立独行、刚毅坚卓地奋战、抗争与前行，承载着、牵系着生活于这块土地上的大众的愿景、忧喜和爱恨。
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代知识者，背负着古老沉重的历史文化传统，栉沐着欧风美雨，面对惨淡人生和淋漓鲜血，坚韧蹒跚地走上了三条不同的道路。“五四”退潮后的胡适和周作人，逐渐背离了“五四”精神，蜕变为新式士大夫，所走的依然是范仲淹、王维式的旧道。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之父”鲁迅开辟的道路，自然是一条更加艰难曲折的人生长途……
2015年11月6日于北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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