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不知道是命苦还是幸运，我的两部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都是命途多蹇，难产几十年。第一部是《青春万岁》，动笔于1953年，定稿于1956年，初版于1979年。它在胎中冷冻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1957年排好了清样封存起来，原因是政治运动中作者晃晃荡荡，终于落水。1962年再次被否定，理由是书中没有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

第二部是《这边风景》，动笔于1973年，定稿于1978年，最后出版于2013年，难产达四十年。原因是书里突出了阶级斗争、个人迷信、反修等“文革”命题。

前一部，不够革命；后一部，革得太大发了。噫吁嚱，危乎高哉！

然而，两部作品都没有“有疾而终”。《青春万岁》自1979年至今，一直不停地重印，六十多年前的迟到作品，仍然活得好好的，仍然获得如今青年人的阅读与青睐，而不仅是研究人员中的历史性重视。似乎是找不到如此幸运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作品了。

这本《这边风景》，经过了那么长的丢弃，偶然发现，突然发亮，不但有不俗的发行，而且被评为2013年的中国好书、获2014年五个一工程奖、2015年茅盾文学奖。

时间是严酷的也是多情的。写《青》时王蒙十九岁，写《这》时王蒙三十九岁，现在王蒙已经八十一岁，鼓励王蒙写《这》的妻子已经离世，但两部书反而欢蹦乱跳起来。能够经得住时间的冲刷与考验，这是大幸。它恰恰吻合于我当初冒冒失失动起笔来的初衷，我太爱生活了，我希望挽留我的生命经验与体会，挽留那个热火朝天的时代，我想为那难忘的美丽而又短促的一切宝贵与天真、坚决与热烈的日子编织锦绣，开始是用青春的金线与幸福的璎珞，后来是用塞外的风沙与别样的风景。

政治标签是重要的，政治的魅力在于它的明快的概括性与行动性。政治对于生活的把握表现为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命名、命题。例如对于坏人，古代可能命名为乱臣贼子忤逆，好莱坞喜欢命名为人渣变态，另一种背景下被命名为魔鬼、妖孽附体，我们则会称之为地主汉奸与叛徒间谍。

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一部小说的命名与命题，如果不合时宜，会造成敏感与混乱，会导致悲剧性的灾难。但命名与命题又包含着爱憎情仇拼搏打斗，命名命题或真或伪，命运却是完全真实。在文学作品当中，自有它的资源价值。同时文学绝对不仅仅是某种命名与命题的举例与图解。文学是，必须是：充满生机、爱情、人性，充满艺术的感受、想像、迷醉，充满精神能力的飞舞与激扬，并且它需要构成的是充满语言符号千姿百态的活体。

尤其是长篇小说，它不能没有生气贯注的人间烟火，不能没有动人心魄的悲欢离合，不能没有作者的神思妙想，不能没有雕刻般的凸凹实感，不能没有悲天悯人的慈悲或者愤世嫉俗的火焰，不能没有写作的投入与献身，深情与痴诚，哪怕在一时不无矫情的命名与命题标签下面。富有体量的长篇小说，可以帮助你在不得不迁就于命名命题的清规戒律的同时，展开翅膀，展开胸襟，展现广阔，展现深邃，展现某种命名命题的光影下的伟大世界。

所以说，真正的文学有免疫力、生命力、消化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能力。

免疫，是说它体现了、保持了经久不变人生与文学的要素：生活、细节、正直、人道、善良、忠贞、大地、祖国、沟通、智慧，爱与理解，它就可以哪怕是戴着镣铐跳起酣畅淋漓的舞蹈。

生命，就是说它永远栩栩如生，永远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永远用扑面的生活气息吸引你挑逗你趣味你，以审美世界的各种鲜活浸润你抚摸你，使你忘记了针对那时确有的偏颇而做出的简单与浅薄的归零，那其实是同样偏颇蛮横的呆傻总结。

消化，就是说，即使对于强横、矫情也有足够的通透能力，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仁爱与温良是人性，暴烈的反人性常常是特定情景下的人性的可能。你有可能找到最大公约数，在摇头与顿足之中仍然有两行热泪由衷。“而那过去了的，便是亲切的怀恋”，哪怕它包含着荒唐与遗恨，从而成就为文学的升华与跨越。

艰难是艺术的杀手却更是艺术的催生力量。扎上靠杆靠旗，武生的表演尤其气概绝伦；小一个竹圈再一个竹圈，“钻圈”杂技的软功令人欢呼观止；忍痛用足尖残酷地吃重，芭蕾才显现了迷人的绰约仙姿；定性丑祸，花旦演员仍然在《杀嫂祭兄》里把潘金莲演得勾魂夺魄、死去活来地美丽，血腥而又绞肠刮肚地痛苦。

死而后生，因为它具有的不仅是合时的与避祸的闪转腾挪，更有永远的人性与人生，有自己的绝活与绝知，有货真价实的货色：称得上学问的历史、地理、民族、宗教、人类、文化学、语言学、西域学与边疆学上的钻研、深扎，接通地气与书气，还有独特的发现。

《这边风景》的命运令我向往上述境界。我应该做到，我应该更加努力。我的一切不幸都在成全着我，曲折坎坷乃至失败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是莫大的资源。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心急。毕竟是生活再加上时间感动了你，生活感动了你，也就照耀了你拯救了你与你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