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在我的周围聚集了一群当代优秀青年，我们共同生活过，共同追求过光明，共同为贝多芬的同一乐章感动过。我们建立起来的共同理想，我们建立起来的个性风格，是我们共同的财富和骄傲。今天看来，那个时候，一群优秀青年，聚集在一起，也形成了五十年代特有的大学文化。

我和我的同姓太太玉洁，原籍都是江苏省灌云县板浦。我的父亲汪德官，属马，字缙云，1905年生于板浦，后来成为电讯专家，曾为我国长途电话（网）的创建作出过贡献。我的母亲叫程淑云，1932年在杭州，她在看新上演的《渔光曲》时感觉到阵痛，就赶到医院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儿子，那就是我。我的哥哥汪长勇和我一样，都毕业于同济大学，他和曾任上海市人大主任的陈铁迪是同学。

抗战爆发后，我随家人到了桂林。少不更事，也因为父母的庇护，零零星星的童年记忆，使我觉得世界是很美的。我的第一个关于美的经验正来自桂林。春天漫山开遍的杜鹃花，秋天十里飘香的桂花树，留下了我最早的关于美的记忆。给我第一次爱的教育的则是我们桂林铜鼓山小学校长吴宜春老师。吴老师教我们的歌到现在我还能记得，歌词是：

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花开在小溪傍，多么美丽啊！像村家的小姑娘，像村家的小姑娘……今年村家小姑娘，走到小溪傍，杜鹃花谢了又开。折下一枝鲜红的杜鹃，遥向着烽火的天边。哥哥，你打胜仗回来，我把杜鹃花插在你的胸前，不插在自己的头发上。

这是我记忆中最早的一首歌，也是我一生中最喜欢的几首歌之一，一直到今天我还能完整地唱出来。但唱这首歌的时候，往往要强忍着夺眶而出的泪水。可见，在硝烟弥漫的岁月里，吴老师给我们留下的美的记忆多么宝贵！

大哥这时已经上中学了。他非常出色，考取了以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命名的汉民中学。每星期我最盼望的就是星期六接他放学回家和星期日下午送他回校。走在路上，大哥总会教我背几首唐诗。那时我才八岁，已经可以背《长恨歌》《琵琶行》等长诗。从桂林撤退到重庆时，我已经快十岁了，我的记忆不再是星星点点的片断。那一幅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实实在在地拉开了我生命的第一幕。

进了中学，我的功课莫名其妙地突然好了起来。在南京市立五中，完全不用母亲再操心，我很轻易地成为全班最优秀的学生。隔着莫愁路，市立五中的对面是明德女中。放学走出校门，我总以为明德女中的女孩子会认得出，我就是功课最好的那一位。我不但在课堂上的成绩名列前茅，记忆力也突然好了起来，我几乎可以背出《唐诗三百首》的全部，《水浒传》一百零八条好汉的诨名，《红楼梦》四十回的章目。我还能背圆周率到小数点后面五十位，还能背对数表。在我的周围没有人能做到。

我开始看报，开始懂得对国民党腐败的愤恨。有人拿来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我们家周边的年青人中间传来传去，说里面有救中国的道理。我也看了，当然完全没有看懂。但以后我在申请入团入党时，还是把那一年作为我接受共产党革命思想的开始。

在南京污浊的护城河，我学会了游泳。霞山漫山红遍的枫叶，雄伟的中山陵，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在南京的短短两年，给我留下了浓厚的南京口音，一辈子也改不了。在这之前，我说过四川话、广西话，而带有南京口音的普通话，成为我的最终语言。我很喜欢字正腔圆的北京话，音韵如歌的天津话，侬音燕语的苏州话和滔滔不绝的上海话，但我都不会讲，就连词汇丰富的板浦话，我也讲不好。会说一种道地的方言，就像人人都有故乡一样，人人都不难做到，但对我，竟成了一生无法实现的奢望。我没有乡音，没有故乡。

不算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后为苏南工业专科学校），我上过三所大学。这三所大学分别是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之一）、交通大学和同济大学。我在大夏大学读了一年，那里的校园非常美丽。我记得，在宿舍的走廊，每到傍晚，都能看到一个女孩子在练小提琴。刚进学校时，她拉的是简单的练习曲。一年后，当我离开大夏大学时，她已经能拉很优美的圣桑的《梦幻曲》了。我第一次感到时光给予人们的价值可以如此之不同。在交通大学，我被补选为学生会候补执行委员，参加了学生会文化部的工作，后来还当选为副部长，加入了共青团。

我是1952年暑假，通过院系调整途径，和交通大学土木系一起转到同济大学的。如果人的生命可以分为灿烂和暗淡，在同济大学求学的三年，就是我生命中最灿烂的一段。三年，在生命中只是不太长的一段，而这一段却永远不能磨灭。没有任何一段时期，能让我那样充分地表现我的才华。

在同济读书的最后两年，我参加了大量的社会活动。当时，我很崇拜从清华转到同济来的公路系学生、校学生会副主席王嘉政，我在心底暗暗地决心要以他为榜样，努力去为社会工作。我先担任了班级团支部宣传委员，后来接替陈铁迪担任了校学生会文化部部长，担任副部长的是顾奇伟和另一位十分可爱的小女孩龙永龄。顾奇伟是建筑系的优等生，有非常好的绘画根基，我曾向他学过素描。他于1957年毕业，后来成为国家特批一级注册建筑师、云南省工程设计大师、云南省城乡规划设计院院长，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特殊津贴。龙永龄后来留校了，成了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教授，不久前刚辞世，很是可惜。王嘉政还喜欢诗，特别是马雅可夫斯基的那种激昂豪迈的宣传诗，毕业时我为我们班起草的《理想成长飞翔》长诗，也属于那种风格。当时，王嘉政爱上了一位很漂亮的女同学李安娜，后来他们结成了一对幸福夫妻。

我和文化部的其他干部一起，组织了诗歌、朗诵、舞蹈等活动。学校每个星期都组织一次晚会，陈铁迪本人还很喜欢跳舞的。那时候也有合唱团，钱易、徐吉浣都曾是合唱团成员，王哲人是合唱团指挥还会吹黑管的。话剧《一个热水瓶》就是我们文化部搞的，后来还在市里获奖。那时候的大草棚虽然简陋，却是一种精神的存在，是我们的骄傲。

每星期上海交响乐团的“星期音乐会”，是我们唯一的欣赏音乐的地方。和很多人不同，我并不刻意要求自己听懂了什么。音乐对我来说，不是一本严肃的教科书，她只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和在享受中得到的精神上的营养，我也无法在人类宝贵的浩如烟海的音乐宝库中去比较选择。何况，“星期音乐会”偏重于人民性、民主性的选曲，也符合我的个性。而像肖斯塔科维奇、里姆斯基-柯沙柯夫的作品，后来我几乎再没有听到过，但当时我却听得如痴如狂。“星期音乐会”还爱选另一类带有自然主义色彩的作品，例如德伏洽克（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乐《来自新大陆》、贝多芬的第六交响乐《田园》，那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类。我曾经买到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一种和普通书本一样大的简化总谱，而我的一本德伏洽克的第九交响乐总谱，历尽磨难，保留到今天，成为当年留下的唯一的纪念。因为这样的大学经历，以后只要看到书店有这一类的书，我都会买。

除了交响乐，歌曲是另一类对我影响很大的音乐。我至今难忘那深沉悲愤的《伏尔加船夫曲》和美国民歌《老人河》。我们也经常唱一些外国民歌，从慷慨激昂的苏联红军军歌到情意缠绵的《纺织姑娘》。我最不喜欢的是一首叫《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苏联歌曲；最喜欢的则是一首降E调的爱尔兰民歌《即使你的青春美丽都消逝》，我和玉洁甚至把她选为象征我们爱情的歌曲。在新疆寒冷的地窝子，每次听到这首歌，我们都会感到无比温暖。这首歌的歌词是：

即使明天你一切的青春美丽，都像幻影一样地消逝，请你深信我将永远忠诚爱你，对你爱情始终不渝。我将仍像今天这样永远爱你。哪怕美丽的青春消逝，我愿用我一切的忠诚愿望，使你永远这样美丽。

当你失去今天可爱的青春美丽，你的红颜被泪水洗去，那时你会相信我的忠实爱情，海枯石烂也不移。我的心不会改变，它将永远爱你。我的真诚始终如一，我像那葵花永远朝着太阳，不管太阳落下或升起。

我是一个很容易被歌曲打动的人。唱起《国际歌》时，我往往热血沸腾，唱起《马赛曲》时，我觉得可以为自由牺牲。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歌曲，抗战有抗战歌曲，“文化大革命”有“文化大革命”的歌曲。当听到那些歌曲时，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遗憾的是没有代表反右斗争的歌曲。

我自己也谱曲，至今还记得为李白的诗《静夜思》谱的曲调。我记得我们班曾在歌咏比赛中得了奖，是莫宝莹教会我吹一种短笛作为伴奏，为那次演出增色不少。其实我什么都想试，我还学过素描，写过诗，试过手风琴，但都是虎头蛇尾，浅尝辄止。

五十年代初，同济校园弥漫着浪漫气氛。周末，民主楼东面小溪旁柳树下，我常常看到一位美丽的女孩子在拉手风琴，奇怪的是没有一个知音陪伴在她的身边。离开学校时，她送给我一张相片，我至今还保存着这位美丽女孩子的相片，使我到今天还能记得她的名字叫曾繁民。相片背后写了几行字：

送给

我们的诗人——汪长风同志

繁民离校前

1955.8.23

这是第一次有人把我和诗人联系在一起。如果诗人是指发表过诗的人，我当然算不上诗人。如果诗人是指一种气质，喜欢写诗的人，我可以算个诗人。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在我的周围聚集了一群当代优秀青年，我们共同生活过，共同追求过光明，共同为贝多芬的同一乐章感动过。我们建立起来的共同理想，我们建立起来的个性风格，是我们共同的财富和骄傲。今天看来，那个时候，一群优秀青年，聚集在一起，也形成了五十年代特有的大学文化。这种文化，和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社会改革同时兴起，为长期禁锢于封建腐朽落后的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线光明。这种文化的特点是：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对个人价值的高度肯定和反躬自省、严格律己的结合；热衷于现代科学知识和多元化的艺术修养；温馨友爱和充满人情味的人际关系；标新立异和反叛精神以及其中一部分人的朦朦胧胧的人权思想和民主思想。这一阶段，也是我思想性格品质形成最重要的时期。在往后风云莫测的漫长岁月中，几乎每一件事，寻根问源，都和这个阶段有关。

毕业的日子终于到了。我们热血沸腾，耳边响彻着聂耳的毕业歌：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序曲结束了。一声珍重再见，从此各奔东西。生旦净末丑，粉墨登场，投身到各自演出的角色中去。

1955年夏，我在即将毕业之际上书北京，表明希望被分配到西藏、新疆的愿望，但后来我却被留校任助教。留校后，我继续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工作，还被选为共青团同济大学委员会委员、青年教师工作部副部长，后来又担任了部长。我思想清新，敢说敢为，被人称为“汪赫鲁”，意思是姓汪的赫鲁晓夫。我还担任了暖气通风班班主任。这个工作给我带来很大的满足感。在这个班上我认识了徐吉浣、吴爱真、王汉珠，他们后来成了我很好的朋友。

虽然我出生在杭州，但我真正认识杭州，应该是1956年的事。那年暑假，作为同济大学优秀青年教师，我被邀请到屏风山疗养。同行的都是年龄比我大很多的知名教授，包括我的指导教师杨钦、复旦大学苏步青等。每天清晨，松林云海，无限美好的前景就在我的面前。可惜应了“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那句老话，从屏风山回学校没有多久，“反右”就开始了。1957年6月9日，作为同济青年教师鸣放会议的主持人，我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从此风云突变，此后将近三十年，我再没回过杭州。不过，就在我被打成右派后，项海帆还不以为然地写了一首诗送给我，可见项海帆为人之正直。这首诗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我的另外一个好哥儿们、话剧队导演吴中更直接，他说：汪长风说的是对的，他如果低头认错，我不认错，有事情来找我好了。

1958年3月，在民主楼大教室，同济党委宣布了对第一批右派分子的处分决定。按情节轻重和态度好坏，右派分子还被分为五类。我名列榜首，成为同济唯一的第一类的右派。那年我26岁，结婚才一年。被打成右派后，我被安排到彭浦公社和同济其他的右派一同劳动。1960年5月，同济通知我回学校谈话，宣布对我的处分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不久，我和二十几个右派一同被“遣送”至新疆建设兵团。我一直用“遣送”这两个字，因为实在没有人说得清楚我去新疆是怎么回事。

四十岁的生日，我是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一个叫柴达雅的小镇度过的。柴达雅地处天山南麓很小的冲积扇的边缘，除了稀疏的几株胡杨，没有什么植被。再往南，就是浩瀚无际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我那时在钻井队当工人。我懂水文地质，各处找水都少不了我，就连边远山沟里绝密的军械库，也得蒙着眼把我请去。为了打井，我几乎把天山南北都走遍了。当时驻扎在柴达雅的是新疆建设兵团31团的一个连队，我们来这里的目的也是打井，为百来口人找到一股泉水。

那时下班后我唯一的享受是拉二胡。二胡是一位湖北来的支边青年借给我的，拉的大都是样板戏，有时我也大胆地独自在胡杨树下拉一曲《江河水》。我很喜欢这支二胡曲，那幽怨的旋律，直到现在我还不能忘记。

我们宿舍隔壁住了一对年青夫妻，是连队小学仅有的两位老师。那位女孩子，娇柔细弱，细声细气，似乎完全不应属于荒漠。有一天傍晚，我又在胡杨树下拉《江河水》时，发现她在我身后痴痴地听。我当然不相信我的二胡拉得有感动人的水平，但她的确是在痴痴地听。井快打成了，连队突然通知我们去参加批斗会，想不到站在台上被斗的正是那位弱小的女孩，罪名是在墙上钉钉子时钉到了报纸上的毛主席照片。还有人揭发，看到她欣赏右派分子拉二胡，有人高叫脱掉她的裤子游街。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她吊死在我常拉二胡的那棵胡杨树下。

井打成了，我们离开了柴达雅，离开了永远埋葬在荒漠的悲伤。

时过境迁，再回杭州，我的处境大不同了。1983年，我作为杭州市科委邀请的专家，住在西湖饭店。徐吉浣陪我去灵隐寺，那天不知为什么叫不到出租汽车。天很热，加上灵隐寺善男信女，人山人海，我早就兴致全无。回来的路上，要经过一片小树林，徐吉浣用德文给我唱了一首民歌。和三十年前相比，作为同代人，显然我们都老了，但她的歌声仍然十分甜美动听。大学时，我就很喜欢她和另外四位女同学唱的女声小合唱。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朋友们在北京闹着给我做六十岁生日时，徐吉浣还和钱易合唱了一首《深深的海洋》，呵呵，那是我最喜欢的一曲。

汪长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