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开幕式上，著名作曲家朱践耳（左）、吕其明携手走进剧场，接受观众致意。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嘉言

如果演奏家与作曲家的重要性可以相比较的话，我想大部分人会认同作曲家更重要。这并不是对于演奏者的不尊重或是漠视，而是由于创作一部经典音乐作品实在是太难，而出现一个时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并且能够在国际音乐舞台上具有影响力的作曲家就更难。4月28日晚上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开幕式再次让笔者想到了这些。

无论是在国际舞台上已经颇为活跃的小提琴家王之炅、古筝演奏家罗小慈、钢琴家孙颖迪，还是刚刚崭露头角的男高音歌唱家韩蓬和棱镜三重奏，在当晚的音乐会上都有不俗的表现。尽管也存在有一些问题，但在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期中能够不断有新的演奏家涌现，这说明我们目前的音乐表演学科已经能够在世界“列强”林立的音乐舞台上占得一席之地。在开幕音乐会上，初出茅庐的棱镜三重奏将贝多芬难度极大的《C大调三重协奏曲》演绎得非常到位，这尤其令人欣喜。当然我们也看到了王之炅、罗小慈和孙颖迪的更加成熟。

较之于“江山代有才俊出”的音乐表演学科，我们的作曲领域，特别是上海的作曲界则显得有些青黄不接。去年10月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式所演出的歌剧《一江春水》和今年上海之春开幕式上的新作品皆非出自上海作曲家之手，这多少有些遗憾。

在今年的开幕音乐会上，最让我感动的是吕其明先生的两部作品——管弦乐序曲《红旗颂》和交响诗《铁道游击队》。用西方大师级作曲家的标准来衡量这两部作品，你可以找出许多“不足”，如主题形象不够丰富；对于音乐素材的展开不够；赋格段的写作略显笨拙……但如果按照上述的要求进行修改，那么，作者一定不再是率真的吕其明先生，音乐所表现的也绝不会再是朴素的中国百姓。音乐会开始之前，当众位嘉宾就座的时候，观众将最热烈的掌声献给了93岁的朱践耳先生和85岁的吕其明先生。作品演奏完毕之后，吕其明先生接受了全场观众的喝彩。这两位为上海、为中国的音乐事业奉献了终生的老音乐家，实至名归。

音乐会上，由罗小慈作曲的《墨·戏》别具一格。如其标题所示，作品分两部分，“有文有武”。听其前段，音乐中散发出浓浓的墨香，似书法家抑扬顿挫的运笔；而赏其后段，则英气逼人、酣畅洒脱。作品的不足之处也很明显，即乐队全奏的部分一直游离于作品之外，与古筝的音色格格不入。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昨晚指挥和乐团，缺乏音乐层次的乐队演奏无疑要归咎于有些漫不经心的排练和指挥，令吕其明先生的《红旗颂》硬生生打了折扣，因此笔者也不得不怀疑罗小慈的《墨·戏》也同受其害。然而，抛开演奏的因素，如果《墨·戏》这部作品能够加以修改，或继续增加乐队的分量，增强音乐的戏剧性，或索性反其道而行之，将大乐队伴奏改为规模较小的室内乐，其效果或许会更好。笔者个人更倾向于后者，因为这更加符合作品的标题——“墨”与“戏”。

另一部原创作品是张朝的钢琴与乐队《中国梦》。必须承认作品的钢琴部分写得十分流畅，孙颖迪的演奏技术也得以充分展现。但总体而言这部作品作为上海之春开幕式的压轴曲目，只能说充分彰显了音乐节“鼓励”“扶持”新人新作的莫大勇气和决心，而新人新作毕竟任重道远，还需成长与打磨的时间与空间。

今年是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年，上海之春音乐节也有西贝柳斯的专场音乐会。一个北欧的小国芬兰正是有了西贝柳斯而一跃成为文化强国。还有匈牙利，这个人口不足上海一半的国家却因其拥有一大批音乐家而成为文化大国。笔者永远不能忘记一个匈牙利朋友所说的：“我们有李斯特、巴托克、柯达伊，现在还有库塔克……”正是他们有了这么多作曲家，他们的演奏家才有了真正在国际舞台上代表自己文化的作品，他们的音乐学家才有了属于自己的研究对象，他们的人民才有了更多文化的归属感。

所以，昨晚，当我们为吕其明先生喝彩的时候，作曲家终于走到了台前，成了人们瞩目的焦点。对于这些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作曲家，我们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掌声，让他们在世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自己毕生所讴歌的人民对他们的爱戴。再过三年，等到朱践耳先生95岁的时候，我们能否看到上海的大街小巷挂满朱先生的照片；再过五年，等到吕其明先生90岁的时候，我们能否看到全上海人民为他庆生？

在中国，没有一个城市像上海这样拥有其独特的城市音乐文化，以“上海老歌”《梁祝》与《红旗颂》所代表的上海音乐创作，让每一个上海人都会因此而自豪，也更期待更多的音乐佳作在此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