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童薇菁

“科学与烹饪”“幸福课”“爱情微讲座”、“家庭与夫妇心理学”……这些由哈佛、耶鲁、牛津等世界名校开设的通识选修课，近几年来人气爆棚，火热程度从校园内蔓延至互联网上。在大规模在线课程平台edX上，已经“说”了3年的哈佛“科学与烹饪”即将开始2015年的新课程，世界级主厨的视频课程令网友直呼目眩神迷。而牛津大学的“爱情微讲座”、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家庭与夫妇心理学”都大获好评。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在哈佛大学的校园内，就有此类被学生幽默地称为“食色性也”的热门课程。其中尤以文化人类学学者、哈佛大学华琛教授所开设的《中国亲族：婚姻与家庭》和《食品和文化》长盛不衰。

学者发现，在中国华南地区，亲属制度是当地社会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它的重要地位至少持续了800年

可以说，“华琛是第一位聚焦华人世界百姓日常生活的哈佛学者。”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人类民族学研究所副所长潘天舒告诉记者。那么，《食品和文化》究竟是一门怎样的课？华琛曾对《人类学之友》杂志这样描述：“我就是从食品的角度来介绍家庭、亲属制度、民族等人类学的基本问题的。到了课程结束时，学生们了解了人类学的意义，生活也从此发生改变。他们开始把自己从事物中抽离出来，以理性的距离来观察人类生活中发生的一切。”

华琛开课的原因，有些出乎意料，最初的动因只是想为他的研究生助教提供一些“饭票”津贴而已。相比之下，他更愿意做一个勤于深耕中国田野的“学农”。他和太太华如璧同为人类学学者，是一对夫妻搭档、“黄金组合”，为中国亲族研究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两人就在香港新界元朗地区的文族和邓族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田野研究。

有些人类学家喜欢不停地换地方做样本研究，但华琛和华如璧却不断“折返”，对那里有了越来越深入的了解。华琛夫妇喜欢和村民们聊天，家庭、食物、挣钱、花钱，“对我们俩来说，中国的农民就像我们自家的亲戚那样亲切”。事实上，长达40年的跟踪研究，他们跟有的村民家庭祖孙三代都成了朋友。有了这样“接地气”的研究，他们记录下一个个普通民众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和吃喝玩乐的各种瞬间，把人类学家的拿手活--田野调查做得丰盈、透彻。

有一次，华如璧受邀参加当地人的婚礼，懂粤语的她听见身边的妇人们对新娘的穿戴“评头论足”，手上的戒指多少钱？身上的项链多少钱？华如壁有心记下了她们的“估价”。之后，她特意前往镇上的首饰店问价，出乎她意料的是，这些妇人们猜的价格竟然八九不离十。由于新郎的聘礼是村里公开的秘密，仅从新娘的陪嫁物中就能衡量出两家人是否门当户对。

华琛和华如璧所从事的亲族研究有多重要？“对于人类学，就像人体画之于美术；逻辑之于哲学；档案之于历史。”潘天舒说。在这个课题中，他们发现，在华南地区，亲属制度是当地社会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它的重要地位至少持续了800年之久。

当然，那时初衷是为了给研究生提供饭票的华琛也不会想到，因为他的研究成果和精彩教学，会为他赢得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费正清讲席教授”一职，这可是当时美国所有顶尖的汉学家、人类学家人人眼红、炙手可热的重要席位。

局内人很难以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者在实地调查中需要保持一种“陌生”与“熟悉”之间的张力

“人文世界，无处不是田野。”如今，华如璧很希望有中国学者能去她的家乡、美国一普通乡村进行田野调查。因为她发现，她曾经就读的高中越来越难以“诞生”优秀的学子了。

华氏夫妇认为，局内人很难以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文化。他们希望，中国学生回到祖国时，能以一种“第三者”的角度去观察它，但这一点要做到是很难的，因为他们自己生活在中国华南时，因为太熟悉，有时也很难和当地人“保持一定距离”。

人类学研究者在实地调查中需要考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保持一种“陌生”与“熟悉”之间的张力。人类学大家费孝通所做的家乡民族志是典型的范例。“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马林诺夫斯基在指导费孝通完成举世闻名的论文--《江村经济》后，为其作序。这篇《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讲述了中国农村一隅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问题。

上世纪40年代，费孝通翻译了对他影响至深的另一名导师雷蒙德·弗思的《人文类型》。但从实际影响力上来说，弗思的《我们，蒂蔻皮亚人》无疑是其更具原创性和前瞻性的一部民族志作品。

“如果当年费孝通能翻译弗老师的这本《我们，蒂寇皮亚人》，而非《人文类型》，他没准能写出《伲，吴江人》这样的个体民族志，为后进学人提供比《江村经济》更为生动鲜活的民族志范本，或者说我们就能和《江村经济》相互映照着阅读，”潘天舒说，“费先生其实是描写'吴江风貌'最合适的人选。他本是吴江人，懂吴语。”

学术界研究应该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在美国书店，人类学者的田野随笔类作品是畅销书榜单的常客

有时人类学关心的问题未必就是公众关心的，但在美国，人类学者的田野随笔类作品是畅销书榜单的常客。如人类学家劳拉·柏汉娜的《丛林中的莎士比亚》，柏汉娜前往西非一个原始部落，去给那里的族人讲《哈姆雷特》的故事，却被那里的族人、首领彻底理解成另外一个故事。柏汉娜的文字语言生动幽默，将这种文化认同上的差异表现得活灵活现。

20世纪最杰出的应用人类学家之一玛格丽特·米德说：“全世界的所有问题，没有人类学不能谈的。”米德被潘教授戏称为“我心中的人类学'女神'之一，还有一位是米德的同门鲁斯·本尼迪克特。”后者正是著名畅销书《菊与刀》的作者。凭借此书，本尼迪克特声名鹊起，但学术圈内，人们更肯定她的另一部作品《文化模式》。

由于身处二战期间，本尼迪克特无法亲历日本经历“马林诺夫斯基式”的田野研究，因而她的第一手材料基本是通过与被拘禁的美裔日本人访谈得到的。很多学者认为，在研究方法和研究伦理方面《菊与刀》存在一定的谬误。哈佛大学东亚学者傅高义就曾这样写道：“我记得一些采访对象告诉我的他们真实感受。他们欣赏她所提问题的深度，但同时又实在惧怕她探求他们情感和经历的一些细微之处所作的令人难以容忍的努力……”

但本尼迪克特实在是一个太会说故事的人。她提炼出具有矛盾性，又有冲击感的日本国民性，牢牢抓住了读者的阅读心理。相较于其他畅销书，《菊与刀》更有猎奇感与深度性，而相较于一般的学术著作，它的语言又具有张力，不那么晦涩。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独特背景更增添了“两位女神”的传奇性。米德在当时，以知识分子和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的身份频频出现在公众场合，也是著名电视主持人卡森的晚间节目里唯一邀请过的学者型嘉宾。要知道，即便是在今天，电视媒体也是有些英美学者们刻意回避的场合。他们始终认为，学术界研究应该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米德和本尼的形象还上了美国邮票，此后，再也没有人类学学者受到像她俩这样的重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