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先

何为“文学批评的中国视野”？就是要认识中国，有中国的问题意识。文学批评的问题意识，来源于对中国的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的双重体认和总体性洞察，在此基础上追求超越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的诗性正义和理想情怀。

一段时间以来，西方文学批评的众声喧哗，逐渐掩盖了本土文学批评的古典传统。愈来愈多的理论话语只是成为了吞噬内容的信息，堵塞了意义本身。信息接触得越多，意义反倒愈加模糊，与民众的文学生活很少发生关联。我们对各类理论可能如数家珍，甚至能够得心应手地在批评实践中信手拈来，但是很多时候不过是用理论的手术刀肢解了文本的鲜活生命；我们乐于对名家大腕追新逐异，并且在时尚化的潮流中感受到与时俱进的快感，但却可能无意中忽视了更多籍籍无名的边缘写作群体和他们的文学样态；我们的青春文学更多是主流文化中的青春、中心城市的青春、时尚与流行的青春，却很少体现边远地区人们的生活和情趣。其结果可想而知，这样的文学批评自我封闭起来，不再有历史的深刻性，也不再与现实发生联动，它变得无关紧要了。

重提文学批评的中国视野，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要接续中国文学批评主体性历史建构的“未完成的规划”，另一方面则是走出文学批评的封闭圈，让文学回到生活之中，与现实发生互动。这两者实际上都指向了一种瞻望中国文学批评未来前景的企图。

今日的中国已经深入到全球化的总体浪潮之中，经济、科技、资讯的发展已经迈入到大国的行列，同时也面临着全球共同的生态、环境、安全等问题，这是中国世界性的一面。但同时中国也是一个所谓的“跨体系社会”，有着复杂而又多样的文化传统、地区不平衡。这种结构性的多样化，在面对文学批评的话题时，需要有现实的眼光和宏大的视野。我们常常讲“现场感”，其实很多时候只是文学小圈子的现场，而不是广阔现实的现场，后者是生活与文学难分难解的现场。

在市场主导的新媒体时代和消费社会，书写载体、接受方式和创作与阅读主体都发生了变化，文学面临总体性的变迁，需要对文学批评进行重新的扩容。因为启蒙时代的关于“人”的定义会被技术所改写，量子物理、生物工程、机器人与纳米技术强力地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且重塑了人们的认知模式和精神世界。一个自然人在经历了器官移植、义肢嫁接、医学整容、佩戴式电子产品之后，他（她）的生理和心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这样的社会化之中，它的主体性无论是否具有了“后人类性”，现在的文学都再也无法像18、19世纪的文学那样去描写性格与勾勒世界了，文学批评也不能对此无动于衷了。越来越多的读者通过PC、手机的终端去阅读，通过电子游戏去体验文学，经典化的书面文学固然还是文学的主流，但由于新技术出现的尚未命名的文学形态，则需要生产出相应的批评手段进行观照。

如果说技术和交通带来的时空感与观察意识的变化是整个人类文学的总体性变化，那么跨体系小传统则是迫切的中国文学现实。消费式的流行文学、商业文学是当代中国的主流一面，另一方面则是严肃文学在题材、主题和美学表述上的新发展。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城乡差别的缩小，人口的流动与新社会阶层的产生，原先的乡土文学、城市文学的划分也需要重新厘定。绝大部分作家都会面临迁徙的问题，那么内部的迁徙是否会诞生一种新型的“离散文学”？当国有企业转轨，原先的工人分散并进行了角色转换，更多的农民进入到工业大生产的前沿，他们的身份和愿望、诉求和激情如何在文学中得以呈现？文学批评怎样才能对这些中国故事进行命名，是关乎真正意义上认识中国另一面的问题。而只有真正认识了这另一个活生生的中国，才有可能与“真实”发生关系，“现实主义”的内涵才不是僵死的教条。

依然在各少数民族中焕发生机的口头文学传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语中需要再次进入到文学批评的视野。它们曾经被文学学科归入到“民间文学”的分类之中，隐含的话语前提是它们有可能成为书面文学的营养，只是作为资源、材料、静止的存在。但它们其实是“活着的传统”。我们的文学必须介入其中。

我们身处一个实然的世界，但文学应该有着对应然世界的向往。文学批评如果要自己变得有效，则不仅要入乎文学之内，又要走出既定的文学范畴本身。唯有在这样的全面的中国视野之中，我们的文学批评才有可能自我更新，进入到文化认同的塑造、社会秩序的整合之中，再造民众的精神生活和伦理观念。

（作者系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