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描述过两种热泪——当看见草坪上奔跑的孩子,有人流下第一行热泪,心里想的是“看见了孩子在草地上奔跑,多好啊”;紧接着人们流下第二行热泪,“和所有的人类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们所感动,多好啊”。作家在书里将第二行泪叫作“Kitsch”,德语译成中文时,“媚俗”、“媚雅”、“自媚”都不得要领,音译的“刻奇”由此最为妥帖。
无论是否文艺青年,“刻奇”大抵都是最近一周无可避免的集体无意识。3月26日,海子忌日,“面朝大海”的春花开在了微信、微博的每一处角落。4月1日,张国荣故去12周年,“颜色不一样的烟火”映照出“一岁一哭荣”的天空。若是顾城的离去恰巧也是在春日,那这个季节细想起来,一阵寒意。
有对“刻奇”不满者把海子、顾城、张国荣并称为文艺“新三俗”。虽有些刻薄,却不无道理。3位纵然天赋英才,但在拥趸们的过分抬举之下,早就出离了凡尘,荣登神坛。粉丝们说着他们的名字,热泪盈眶固有之,但更多的是自恋式的感动,是借由传达某种共通的情绪来传播与己相关的信息。具体到怀念张国荣的浪潮里,固然有那些曾为“谭张之争”站过队、唏嘘于他退出歌坛又复归,并看着他在影像世界里一步步走向郁郁的资深荣迷,一定也有相当部分是从他逝后第一天才忙不及为自己贴上标签的粉丝。
按照昆德拉的提炼,后一部分人便是典型的“刻奇”之众。他们在4月1日这天前后细数张国荣的作品、经历,用歌词、台词来对证“荣迷”的身份暗号。他们利用谈论张国荣,来完成自我的标签化,成为他人眼中细腻、敏感、怀旧、长情的自己。仿佛通过“哥哥”这个符号,就能享受一种“刻奇”行为所带来的自我愉悦:那是一种审美意义上的居高临下,一种特立独行的品格,一种老于世故、看透红尘的潇洒。
更难以忍受的是,当“刻奇”成风,本真的纪念反倒落了空洞。谈及自杀,集体的用词都逃不过“纵身一跃”;引以怀念,则多用“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再变通些的便是歌词“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当文字失去创造力,偶像被抽象至极,“刻奇”已彻底沦为一场消费,沦为博格教授口中的“社交货币”。这位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在一次心理实验后为“刻奇”行为赋予一个更契合新媒体气息的名词——社交货币。他以“社交”点出普通人跟风“刻奇”的心理原点,而用“货币”撕开更多商家叵测的居心。张国荣离去12年来,每年4月消费他的话题从不曾止歇。书、服饰、音像制品乃至家居装饰,各种打着旗号的产品良莠不齐匆匆上市,以至于张国荣不似张国荣,而是那个时代香港娱乐工业的符号、今时愚人节里莫大的笑话。有时候想,如果斯人仍在世,按他的为人旨趣,不会愿意被“刻奇”至此、消费至此。
末了,虽然这篇文章的本身也难逃“刻奇”,但仍想出于真心说一句:悼念已变了味,至少回忆是真的。愿你我都放下,常驻光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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