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的秋天，又将过去了。

家在六楼，下面一块不小的绿地，后半夜，蛩声四起，如沸如雾，煞是热闹。不料，人生“中秋”之后，与蟋蟀之间的距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贴近。

城市的季节虽然模糊，然而，春天的百花，冬天的虚空，夏天之蝉鸣，秋天之蟋蟀，却是另一种生动的音画。

总是设想，秋冬的日子，有自己亲手捉来的蟋蟀，在自家的土盆内，与六楼窗下的外面世界，鸣声相和，多好！

蟋蟀一直是难捉的。一个人的旅行，有时，包里带着蟋蟀小网，像一个田野工作者，在异乡的田边，路边，河边，一块块石头和砖块翻将过去，看湿润的土下，总是除了你要找的，其他什么都有。且不提无处不在的蚂蚁，仅是黄豆大小的西瓜虫，蚕豆大小的土鳖虫，色彩斑斓的蜈蚣，全身灰绿的壁虎等应有尽有。有时，好不容易“读”到一个真的蟋蟀，黑黑的，亮亮的，却是刹那间飞速跳出，如光似电，一转眼，便如腾云驾雾一般，还没一眨眼，没了。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事，却有裸露的双臂，脚踝，和其他部位皮肤，被蚊叮虫咬得奇痒难受，一块块隆起。

蟋蟀真的是一种神虫。很小的时候，家里的蟋蟀，那是别人送的。回想之下，那时的蟋蟀，长长的，黑黑的，黑中透一点暗红，在盆的中央，一蹲，就是一个，像是越野坦克车，威风凛凛。其实，对于蟋蟀的兴趣，是因为它的威仪和叫声。总是不忍看，蟋蟀之间生死相斗，相搏，翻转腾挪，一来十几、几十回合，以至肉搏至死，或断了胳膊，残了大腿，那一丝丝透明的血，飞溅了盆中低小的半空。那时候，一年一年过得缓慢。秋天过后，又是冬天。有一年，将一只蟋蟀，养了足足两个月，以为能够捱过冬天。但最后，还是停在冬天的门槛下。于是伤心着，将死去的蟋蟀，放入一个纸做的棺材，埋入家门前的土下。

自少年开始，有了寻找蟋蟀的经历。然而，从没有捉到一个像样的活物，因而被人毒打的故事，却有了两回。

都是被“好斗”的弟弟缠着，走向不很远的征途。

七十年代，在我们工人新村，出过许多“野蛮小鬼”，进了中学，自然升格为好勇斗狠的“少年流氓”。当时，只有我们这条弄堂，人都一律老实文气，没有像样的“坏蛋”。

那时，一对邻居兄弟，大的是我同学，小的比我弟差一岁。那时，同济大学的周围，农田和小河远远弥望。我们四人，经常去那边捉蟋蟀。人站在河下，对着河堤的泥洞，用手一拨拨灌水，从没见过蟋蟀跳出。赤裸的大腿，也曾被蚂蟥叮上。后来发现，大学四围的竹篱笆，有一个可以爬入的小洞。我们刚刚进入，便看见小路上，远远地，来了一位戴红袖章的工人纠察队员。此时，若再从洞里钻出去，显然已经来不及了。说时迟，那时快。看到近旁一个老太太，带着两个小孩，蹲在一块田中拔草，我们赶紧蹲下身子，冒充她的孩子们，假装在一起拔草。那位工人纠察走近过来，指着我们，问这几个是你家的？老太说不是的。于是，我们只得站了起来。这是一个中年男人，黑脸透红，身材魁梧而结实。他看我个头最高，便一言不发，从地上捡起一条又粗又长的竹片，对准我赤裸的右腿上，用尽全力抽打了一下。就一下，一下够了，那一位干瘦的少年，身上唯一有肉的部分，被留下了一道猩红的血印，一直停留在人生四十年以前。

那是一个很热很热的下午，蝉在树上高叫，天上，应该有一个金黄金黄太阳吧？我们没有细看。

那时候，从南往北，过了鞍山新村，就是同济大学，一个城乡结合的所在。那边四平路桥下，走马塘河上，经常泊着几条机器平底船。听说，拿出家里的铜，或者工业用铜，可以向那些船员换钱。我们想过，没有干过。

又一次，是在回来的路上。经过一条窄路，两边都是围墙。对面来了两个少年，一大一小，大小都与我们差不多。看见对方朝我们指指点点，明显有着挑衅的意思。本来，我们四个人好好走着，一时队形发生了变化。我的同学和他的弟弟，悄悄后退了。结果，那一个大的，脸也特黑，其实比我稍矮一些，捡起地上一块大石头，看我个头最大，不远不近，用力将石头砸在我的后腰背上。从口音听上去，这两个像是本地农民的儿子。

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然而，几十年以后，全世界的蟋蟀，并不因为不再会被人毒打而容易对付。

近年，发觉蟋蟀比过去要多。自己的小区，别人的小区，大都藏身在草和花的根部土下，只能干听它们叫。一棵棵草株，拨不动，踢不开。再说，一个体面的成人，也不好意思，为了捉一个蟋蟀，在过往行人的眼中，将一片好好的绿化毁得一塌糊涂。晚上，有时，人站在人行道上，看地面光光，铺着一块块平砖。人站着，不动，一会儿听着，分明就在双脚之下，一会儿又听着，像是在左脚那边，又似在右脚那边，辨不清具体位置，更何谈下手？

其实知道，在花鸟市场里，一个蟋蟀才五块、十块钱，不贵。但更知道，自己亲手捉来，这感觉和味道不一样。

家里不再有蟋蟀，但是我心里总放不下蟋蟀，也许，令人怀想的不是蟋蟀，而是全世界所有的秋天。

文/魏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