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到1938年初,我都在广州过,读私塾,读小学。广州这十年基本上属于“陈济棠时代”。
陈济棠是广东军阀,当时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对着干,人称“南天王”。我在广州的报上常看到讽刺蒋介石的漫画。市面上不用“国币”而用“省纸”,就是广东省银行的钞票,不讲元角分,而讲“蚊”(相当于元),毫子,简称毫(银币),仙士,简称仙(铜板)。只要到金融街十三行,就可以听到震耳的筛毫子的声音,是一家家钱庄在筛毫子。他们有一块块排列着毫子空槽的木板,把毫子倒在板上,筛到每一个毫子落到空槽中,就说明已有多少个毫子,倒进草袋,以此计数。这就用不着一个个毫子数了。而作为“南天王”,陈济棠在广州也确实颇有建树。中山纪念堂,观音山上的中山纪念碑,珠江上原来可以开合的大铁桥,就都是在他那时候建造的。
1936年广州市民人心惶惶,考虑要不要回家乡躲避战火。因为这一年陈济棠联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对蒋介石宣战。可是陈济棠手下大将余汉谋在韶关反水,投靠了蒋介石,陈济棠不得不下野,连夜离开广州,逃到香港。“陈济棠时代”也就结束了。
当时,我在广州荔枝湾多宝路的岭南分校读小学,学校对面是广东国民大学,蒋介石到了广州曾到这个学校来演讲,因为他来时周围戒严,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以后,国民大学就出现了一帮人,有点像国民党的打手。我们河南(珠江南岸)岭南大学的大学生来市区宣传抗日,国民大学这班打手就来捣乱,甚至打伤了我们岭南大学的同学。我就看到过被打伤的同学到我们分校医务室治疗。
1937年我小学毕业,抗战随即爆发,日本飞机轰炸广州,我回广东乡下避难。几个月后我就回到成为“孤岛”的上海,回到爸爸这里。
文/任溶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