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点评作品，多是三言两语，说到本然便悄然收笔，不愿多写。金圣叹批才子古文，都是形象的感悟，吉光片羽中，似乎已把内涵托出。我读脂砚斋点评《石头记》的文字，亦觉其间的妙处。批评者随着文本的起伏而动情感意，叹息曹雪芹的惊人之笔，有假里见真的本领，成了了解曹雪芹文字的向导。近读冯其庸《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延续的是金圣叹、脂砚斋的传统。不过冯先生似乎不满意古人点评的格式，觉得文体略显拘谨，索性在每个章节后，附一篇短小的笔记小品，玩味着本章要义。或在文本里索弦外之音，或演绎明清思想之争，把文学与学术间的关系勾勒出来。这样的校评，深得文章学的要义，现在的学者，多没有类似的本领了。

但冯先生的笔记体批评，终觉得有些老气，好像是古人的样子，现代人的东西略稀。就笔记体批评而言，钱锺书的实验，倒显得比同代人高明了许多。他的文章之道，如今思之，依然可以暗示一些什么。

钱锺书对文学的理解是碎片式的。犹如笔记，随感的调子，流溢着对古文的会心之语。这些集中表现在《谈艺录》里。

他借着古人的诗文谈论对当下文化的看法，下笔苛刻，看似讥笑前人，实则是对当代文化的回应。又能中外对比，不是陷在所谈的文本里。在他那里，不都是就文学谈文学，而是把史学、艺术和诗文放在一起言之。还原了历史语境，又纠正了诸多误判。

钱锺书谈诗歌的时候，没有体系，感悟者居多。他嘲笑体系，对那些自以为宏大叙事的学术研究，说了诸多讥讽的话。他在看似简单的文字里，常常悟出哲思，且将其与别类的文字放在一起，形成一种审美的景观，那些破碎的、不相关的存在便获得一种生命的感觉。

从《谈艺录》看出，作者的胸怀广大。引言之中就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他从东西方诗文对话里，阐发幽思，体味神理，多惊人之语。因阅诗无数，故能知得失，解短长，通古今。文字之中，才华毕现。

书中所谈诗人甚多，林林总总之间，奇意迭出。讲唐宋文人，得妙句之余，点出其中原委。回望明清诗作，判语亦多得当。他叙述唐宋文学的时候，不以一般的时论为调，明中见暗，暗里通明，是辨证的看法：“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为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严仪卿首倡断代言诗，《沧浪诗话》即谓‘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云云。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从唐宋以迄明清，诗歌的传统渐变，也有新生。讲到晚明的诗人云：“当时三遗老篇什，亭林诗乃唐体之佳者，船山诗乃唐体之下劣者，棃洲诗乃宋体之下劣者。然顾、王不过沿袭明人风格，独棃洲欲另辟途径，殊为豪杰之士也。”

比如神韵之说，古人所言甚多，未尝没有道理。但钱氏则警惕把其普遍化，认为审美的路径是多样的。“古之谈艺者，所标举者皆是也；以为舍所标举外，诗无他事，遂取一端而概全体，则是者为非矣。”按照作者的观点，诗人与学人，样式多元，彼此路径不通者众。

在谈及李长吉的时候，会心之语颇多，而亦不忘其短处。李长吉写泪语鬼声，语态绝矣，但不知道世俗存在亦可入诗，大概也是其短处。“牛鬼蛇神，所以破常也；代词尖新，所以文浅也。”文学走险境者，不过“奇才”。“亦所以非大才”。言及竟陵派时，则指出“锺谭辈自作诗，多不能成语，才情词气，盖远在公安三袁之下”。作者的理由是，舍本逐末，多遗憾之处。

钱锺书读书很广，难免给人自视甚高的感觉。他对白话文的领袖一直颇有微词，以为把文学的描述简单化了。比如周作人《新文学的源流》里的“载道”与“言志”说，钱氏就不以为然，发现对古文的“文”的理解有误，非文学之文也。他批评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观，也连带出自己的文学史意识，不相信流行的逻辑描述。

新文学发生之后，理论与实践都在影响着文化生态。但钱锺书是这个运动的旁观者。他不去主动迎合时代，但自己在旁边独自发声。他和任何文学运动都没有关系，也与流派没有关系。独吟独唱，笑傲江湖，成了一个外来之客。

《写在人生边上》是早期的一本随笔集，其才华与智慧在此昭显无余。作者自认是边缘人，说的也是边缘语。试图对日常生活与文人思想进行一种说明。他谈论饮食、快乐、文盲、文人，不是绅士的口吻，倒有点嘲笑和幽默的味道。借着古今的语录，讥讽当世的价值、偏好，解析里也颠覆了日常的感觉。他在北京上学，却不喜欢京派，那些以自娱为目的的文字不觉有趣。和鲁迅一样，他专爱谈论人的认知的悖论。比如有人大谈幽默，他在《说笑》一文则说：“提倡幽默作为一个口号，一种标准，正是缺乏幽默的举动；这不是幽默，这是一本正经的宣传幽默，板了面孔的劝笑。”在《论快乐》里，他说：“永远快乐这句话，不但渺茫得不能实现，并且荒谬得不能成立”。他认为人间的本质是大苦，快乐不过一个幻影：

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

钱锺书的结论是，“矛盾是智慧的代价”。

在许多文章里，他对流行于文坛的人与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在所有的那些字正腔圆的文人的独白里，他都看到了不得圆通之处，又能够以学理的方式对其短板进行反诘。其间也不乏对激进作家的质疑，想起来也不无深刻之处。“义正词严的叫喊，有时是文学创造力衰退的掩饰，有时是对人生绝望的恼怒，有时是改变职业的试探，有时是中年人看见旁人还是少年的忌妒。”他于是认为“不配教训人的人最易教训人；愈是假道学愈该攻击假道学”。在钱锺书眼里，世界充满了骗局，研究文学的人，许多是文盲。“色盲决不学绘画，文盲却有时谈文学，而且谈得还特别起劲”。从根本来说，钱氏是不喜欢文人的，虽然自己也是其中一员。但他最看不上的还是学者，在他眼里，学者可笑的地方更多，那些貌似专深的言论，更可能是远离真理的谬误。

民国期间的钱锺书，名气还没有起来，但在圈子里颇被看重。他的《围城》出笔不凡，只是后来被夏志清看中，写到文学史里，才大红起来。其实，他最好的作品是笔记体批评。这在晚年《管锥编》里体现出来，大放光彩于“文革”后期，那已经是后话了。

文/孙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