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艺术给我的总体印象，是多面相的，并非绝然封闭的单色调，仅有伊斯兰的一枝独秀，而是有着极强的吸纳、同化能力。她博采众长，曾相继从古老波斯的传统，从两河流域、希腊罗马、阿拉伯、中亚、中国和后来的西欧吸收了很多养分，赋予其生机勃发的生命力，也充分展示其文化肌理的丰富与厚重。

对外部世界了解的增进，往往会有一个相当的过程，光靠书本文献，有时不见得就找得到感觉。我是比较相信实地踏勘，百闻不如一见的。走过了，亲眼目击了，有时才可能生发一些实在的触动，以校正混沌并重构脑中固有的印象。知识的获取之于我，竟常常是这样的。

对伊朗这个国家，从历史到现状，虽说过去只知点皮毛，却由于种种原因，也曾形成一定的隔膜乃至定见。直至不久前有机会走访了一趟伊朗，才有所感悟，别的不论，仅文化艺术层面，大概就不全同于原先的想象。

多年前开始承担中世纪史的教学，讲伊斯兰教的文化时总会涉及伊斯兰美术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禁止对人物和动物的造型表现。这样的习惯其实源自于伊斯兰教信仰所遵循的绝对的一神论，神学家相信，表现活物是只有真主作为创造者才具有的特权，不是凡人所能染指的。所以，在这一宗教美术领域，这一原则是得到严格遵守的。也正因为如此，伊斯兰美术在遏制宗教具象图形艺术发展的同时，却又促进了抽象化的几何纹、植物纹、文字纹样装饰艺术的流行和发展。因而，人们在世界各地所见的清真寺建筑艺术中，更多看到的就是这种不涉人物、动物形象描绘的例证，规则、简朴而细腻。以致慢慢形成了一种印象，好像伊斯兰艺术就是完全排斥表现生命征象，不尚艳丽的，只有几何图案或阿拉伯文字装饰。“伊斯兰革命”后社会生活、价值观念大幅度回归传统，甚至连妇女都要黑袍裹身的伊朗，就很容易被想当然成是笼罩在单一、乏味的色调之中。然而当实地看了之后，你才会明了这种主观想象之不靠谱，至少是不大完整的。

伊朗文明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五六千年前，比之公元7世纪才兴起并至今影响着她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实在要久远得多，历史积淀也深很多，这也就决定了伊朗的文化必定会带有自己的鲜明特色。早在伊斯兰教流布伊朗高原之前，古波斯人曾经历了相当漫长的信奉固有宗教拜火教（也叫琐罗亚斯德教，中国古代则称祆教）的历史，甚至到今天，也还残留有一定数量比较纯粹的拜火教徒，形成独特的社群。文化之间虽不乏排斥性，但往往也有着继承性。我们一行专程参观过的伊斯法罕的星期五清真寺，就是在早先的拜火教礼拜场所的遗址上再建的。拜火教主张善恶二元论，将火焰、光明、清净视作善端，火焰遂成为膜拜的神圣符号。我们在伊朗不少地方清真寺门、墙的彩瓷绘饰中，像设拉子的粉红清真寺、伊斯法罕的伊玛目清真寺、谢赫·卢特夫劳清真寺，看到很多以粉红色以及黄、白等鲜明色彩描绘的花朵，据说就是来自先前遗留的火焰形象的变体，鲜艳的火焰转化成了鲜艳的花朵。而这种变体显然是伊朗才独具的艺术特色，不妨看成是在外来文化面前保持的一种默默坚守。而其他穆斯林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半岛腹地的宗教艺术中，这种现象是很难见到的。事实上，花朵的形象也是对伊斯兰艺术禁忌的一个突破。

伊斯兰艺术传统上一般不可表现人物动物，唯独伊朗似未受此约束。伊朗高原本来即处联接东西方的交通要道上，商旅辐辏，八面来风，可以感受和吸纳到很多有益的文化元素。从上古时起，古波斯人就在周邻文明民族的影响下，在造型艺术方面创作了大量表现人物动物的作品。在我们去过的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故都波斯波利斯遗址，就有许多表现国王、高官、贵族、军人和外国使节、商人形象的宫殿石刻，还有人首翼牛、鹰嘴马颈格里芬以及马匹、骆驼、狮牛搏杀场景的生动的动物立雕和浮雕。后来统治波斯的帕提亚（安息）王朝，虽由游牧民族所建，通常其造型艺术不甚发达，但在德黑兰的伊朗国家博物馆展品中，我依然看到了一尊近2米高的帕提亚贵族青铜立像，他的姿态、装束，予人印象颇深。至中古早期萨珊王朝时，古老传统文化得到复苏。波斯波利斯遗址对面山上的帝王谷，就有反映萨珊君主巴赫拉姆二世、沙普尔二世骑马征战场景的浮雕，皆为那时人物雕塑的佳品。此时动物雕刻的风气依然极盛，后来传至中国的有翼兽石刻，就是典型的萨珊艺术代表，其渊源直可上推至亚述及希腊罗马。中国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流行的人面兽身的镇墓兽形象，也是来自萨珊波斯的。

此后即使有过7世纪阿拉伯人的入侵和伊斯兰教的强制推广，波斯艺术出现了一些转变，但这种富有生命力的传统也没有中断并被完全取代。蒙古人入据伊朗，建立伊儿汗国后，带来了中国美术的强烈影响。13—17世纪出现了世界美术史上独树一帜的波斯细密画，这是一种以精描细绘而见长的小型肖像画，画于羊皮纸、铜板或象牙板上，常作为手抄本的插图。学界对细密画的渊源，尽管迄今尚无定论，但在我们这些外行眼中，感觉其风格、笔法似乎有着中国设色人物山水画的气韵。13世纪后的一个时期，描绘故事的人物情节、云彩、山水风景的表现手法，已显露出中国艺术影响的痕迹。我在伊斯法罕伊玛目广场一侧的大巴扎拱门洞墙上，曾偶然发现了这样的壁画作品，颇具细密画的工笔特色。人物繁多，富于动感，展现的是宏大征战的场面，我的感觉却仿佛时空交错，置身于北京颐和园长廊观赏梁柱上《三打祝家庄》或《三英战吕布》的彩绘呢，怎么那般相像。还有人物、驼马的神态、笔法，甚可依稀觉出敦煌佛窟壁画的风度。

真是奇事了，细密画作为一个独立画种的存在和发展，自然是在伊朗进入伊斯兰时代以后的事，却居然没有为宗教禁忌所限阻，而仍在坦然自在地表现着大量的人物动物形象，这一现象，在穆斯林国家中恐怕也算得一个特例。传统得以延续和充实，留下了一个好的底子，这很重要。于是，再在伊斯法罕四十柱宫观赏到几幅大尺寸的恢宏历史题材壁画，风云变幻，色泽鲜丽，也就不足为怪了。

持续的参观，愈是加深了我的这一印象，伊朗美术从未终止过对鲜活生命的关注和表现。在卡尚一处贵族宅邸费恩庭院的凉亭拱顶画中，可以看到源于传奇故事中的宫廷歌舞、帝王出征、狩猎巡游、美女出浴之类世俗生活场景的描绘，皆获完整留存。我很惊奇，这里不是别处，而是在伊朗，进而突发奇想，要是他们也经历一场类似“文革”的动乱呢，那这些与其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东西还留得下来吗？眼前之所见究竟是“铁扫帚”下的疏漏，还是文化保护的刻意为之？人家可能压根儿就没打算斩尽除绝。

艺术潮流通常也与官方的着力引领有关。伊朗艺术接受的外来影响，进入近现代后主要是来自欧洲的风格、趣味和表现手法，尤以18、19世纪的卡扎尔王朝和20世纪的巴列维王朝期间为著，这从我们在德黑兰参观的两处王宫——格雷斯坦宫和萨德阿巴德宫的装饰主调中即可看出。卡扎尔王朝在保持伊朗传统的同时，已经开始大量引进西方概念，巴列维王朝就更是大张旗鼓地推行西化政策。格雷斯坦宫的建筑尽管采用了许多传统的伊斯兰风格的彩瓷贴面绘饰，但用色艳丽，非常大胆，早已突破追求简朴、中规中矩的伊斯兰传统样式，更绘入了不少人物动物形象。在此可见身着特定服饰的国王哥萨克卫队士兵和仪仗队、代表王室的金狮、骑马勇士、花卉鸟雀，甚至飞翔的裸体小天使、追求明暗效果的小幅欧式风景画等等，都被纳入了当时伊朗的宫廷建筑绘饰中。足见也还是相当开放的，这就易于让人联想起清初进入中国宫廷的郎世宁西洋画技法所产生的影响。毋庸讳言，愈到后来，欧洲的文化影响给许多民族带来的冲击就愈是显著，这恐怕是一个很难回避的事实。

伊朗艺术给我的总体印象，是多面相的，并非绝然封闭的单色调，仅有伊斯兰的一枝独秀，而是有着极强的吸纳、同化能力。她博采众长，曾相继从古老波斯的传统，从两河流域、希腊罗马、阿拉伯、中亚、中国和后来的西欧吸收了很多养分，赋予其生机勃发的生命力，也充分展示其文化肌理的丰富与厚重。即便从我们所目睹的现实生活来看，伊朗社会、文化里也还有着众多的西方元素，欲完全退回原教旨主义则根本不可能，时下的状况毋宁说是处在传统和变革之间。伊朗艺术对伊斯兰艺术的发展有过重要贡献，由此也铸就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并将自身的感染力、影响力倾情发散，遗赠世人。

在伊朗期间，我们一群朋友曾在一间茶吧内听过一晚上的伊朗民族音乐演奏，三人自弹自唱，手鼓、冬不拉和小提琴，全是业余的，却很具专业水准。从他们热情洋溢的歌、乐欢曲的底蕴中，似能觅着些颇类新疆音乐的元素，这或许就是阿拉伯-波斯音乐和新疆音乐中共有并曾相互影响过的木卡姆调式？转念想来，伊朗和新疆不就隔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吗？地理位置的距离并没有构成太大的障碍，文化上这种互通、互联的线索有时真是神奇，其文化脉息的跃动，我们竟还可约略感知呢。

文/沈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