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

世上有些事如过眼云烟，在记忆中想留也留不住。有些事如高山大川定在生命之中，想绕也绕不开。该忘记的事很多，不能忘记的事很少，至于永远不能忘记的，则少之又少了。可是它是那样巨大，那样浓重，人遇上了，便是一辈子的事。

八年抗日战争的苦和恨是渗透在我们全民族的血液中的。我没有直接参加过战争，战争的阴影覆盖了我的少年时代。我想，一个人经历过战争和没有经历过，是很不一样的。在成长时期经历和已是成人时经历，也很不一样。

八年抗战，七年在昆明。其中四年几乎天天要对付空袭。轰炸，是我少年时代的音乐；跑警报，是我少年时代的运动。

人已渐老，过去的朋友、同学稍有暇相聚。几个中学同学叙旧时，回忆起那段日子。一个说，最初听见警报响，腿都软了，明知该跟着大人走，就是迈不开步，后来渐渐习惯。看来人什么都能习惯。一个说，当时我们的高射炮火力太弱了，敌机低飞投弹，连驾驶员都可以清楚看见，我看见敌人在笑！真的，刽子手在笑！一个说，因为飞得低，他们用机枪扫射地上的无辜百姓，瞄准了扫射，肆无忌惮地扫射，笑着扫射！

我们相望着，我们怎能忘记！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当时后方各大城市无不遭受惨毒的轰炸，比较说来，昆明受到的轰炸还不算太凶狠。我想这和当时敌人的力量有关。如果日本帝国主义有能力，它会把炸弹从早到晚倾泻在美丽的昆明坝。昆明在轰炸中遇难的人数我不清楚。记得一九三九年有一次激烈的空袭，只那一次便有百人之多，西南联大有数名学生遇难。他们辗转逃难，前来求学，却化作他乡之鬼。设于西仓坡的清华大学办事处后园曾中弹，一名老校工当场死去。那园中有几株腊梅树，我不知是否把他葬在了腊梅树下。

那时轰炸目标不只是城市，连郊外田野也是目标。因为田野上有人，因为侵略者想杀人！南京大屠杀还不过瘾，对零星的人群也不放过。

我原籍河南唐河县。冯氏是大族，有许多认不得的本家。同曾祖的兄弟姐妹，男十六人，女十六人。我行九，人称九姐九妹九姑九姨。和我年龄相仿的八姐、十妹，便在一次轰炸中丧生。当时十二弟和她们在一起，正走过田野，要到树林中去躲藏，他摔了一跤，慢了几步。敌机忽然到头顶，追逐着人群，用机枪扫射！他亲眼见她们和别的乡民们一起倒下来，倒在血泊中，离他不过五十米；亲眼见族人们把她们抬到小河岸上，亲眼见她们的父亲（弄不清是几伯几叔）守着她们，直到天黑。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们，她们当时大概也只有十来岁。知道这一消息时，我忽然觉得前后都空落落的。我这个“九”还在人间，“八”和“十”都被杀死了，杀死在自己家门外的土地上！

我们怎能忘记！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除了轰炸，八年中最大的威胁是疾病。那时患病当然不是“丫鬟扶着到阶下看秋海棠”的情景。疾病给人的折磨是残酷的，患病的日子是难熬的。生病而缺医少药，营养差，休息不够，便敌不过病魔，退却了；再要翻身，又需要更多的时日。俗话说“贫病交加”，其状极惨。我们还不能说是到了这一步。我们不是孤立无援的，有父亲工作的学校，有同事，有朋友，有云南老百姓。我们还有一定要胜利的精神力量，为国家、为民族，也为了每一个自己，我们不能死！

我们活着，亲眼见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九八一年我应邀访问澳大利亚，在墨尔本，正遇见二战老兵游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那一年并不是逢五逢十。他们和儿子、孙子一起，有的骑马，有的步行，精神抖擞。我又看见许多地方都立有纪念碑，写着“不要忘记”。回来后，我写一篇文章，题目是《不要忘记》。中国人已经忘记得太多了。

待到记忆之井全部干涸，是追悔无及的。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的记忆留给后人。

每一年七八月间，我都有一个念头，举行一次烛光晚会，继之以游行，以悼念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抗日战士，悼念惨遭日本帝国主义杀戮和在苦难中丧生的我无辜同胞，以及全世界为和平献身的人们。

到时候我可能走不动了，便是坐轮椅，我也要去参加。

为了和平，为了未来。

写下以上的文字时，老实说，我心中充满了悲痛，仇恨占的地位不多。我愿意相信古代哲学家张载的话“仇必和而解”，人民之间永远是友好的。我曾经在飞机上看见云雾堆拥的富士山，心想那里一定是极美的地方，住在那里的，一定是善良的、和我们相互了解的民族。在富士山下，有川端康成的小说，有东山魁夷的画……

六十年代初，日本女作家深尾须磨子来访，中国作家协会派我陪同。深尾二十七岁寡居，三十年过去了，她见到铁路员工的制服时，向我介绍，她的丈夫是在铁路做事的。她的深情令我感动。八十年代，近代史研究者后藤延子治学的认真态度，令我敬重。《三松堂自序》日译者吾妻重二汉学造诣很深，与老学者合影时，双手放在膝上，一种发自内心的恭敬态度为我国学子所不及。九十年代，一位退休的内藤佼子女士看到《花城》上刘心武的文章，其中写到我和我院中的丁香花，乃要求北大日本学专家张光珮带她来访。她手持这本杂志，要看看我和丁香花。我当然是随便看的，可惜当时早过了丁香开花的季节。她说见到人是最要紧的，没有花，看看树也是好的。

日本人民在战争中也遭受到苦难。最令人发指的是日本慰安妇。中国、韩国的慰安妇是被迫的，这笔血泪债一定要清算！而日本慰安妇有一部分是自愿的，其中有学生、教师、工人等。她们于服务后要向士兵说一句“拜托了”，拜托他们去侵略去屠杀！她们不只身体受蹂躏，灵魂受到戕害的程度更无以复加。我真要为此闭门痛哭！

日本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我绝对拥护禁止原子弹。今年四月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放了反对原子弹的报道。一开始便是广岛上空的蘑菇云，却没有指出那两颗原子弹为什么投下。我要大声说，那是为了制止兽行，为了加速结束侵略战争，那是为正义而投下！是的，日本人民因此受到了苦难，我们当然同情，但应该对此负责的不是正义的一方，而是日本军国主义。日本人民应和我们一起向日本军国主义讨还丧失的一切！在咀嚼原子弹带来的灾祸时，想一想中国人民吧，想一想中国和亚洲老百姓那些年惨绝人寰的遭遇！

德国领导人主动否定侵略战争，瑞士领导人曾为在战争中拒绝犹太人入境而公开道歉，这说明历史向着和平与光明发展。但是六月六日的日本国会决议案却含糊其词，连道歉、悔过的字样都没有。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战争的阴影还在，空袭的警报声、敌机声、轰炸声还如梦魇般压在我们身上。这些会唤起积淀在千百万中国人和亚洲人心中的愤慨，其力量大过蘑菇云！

我希望举行烛光晚会时，日本朋友也来参加。我们都爱和平，让我们一起祈祷和平。

为了和平，为了未来。

1995年6月

编者附识：

宗璞先生是经历抗战，并至今书写着抗战历史的作家。她从五十多岁开始写作以抗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已出版《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三卷，最后一卷《北归记》的写作也正在进行中。

作为笔会的作者和老朋友，她去年就对编辑说：明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非常感慨，有很多话想说。但最近在和她联系时，却获悉她五月曾出现脑出血，由于身体状况一时不能写作新稿了。但她还是传来曾为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时写下的一篇文章，说“如能发表，就再加几句话”。两天之后，她又来信说，“身体总是很不舒服”，不能加了，希望我们决定，也不要为她“放宽尺度”。

这篇文章曾刊发于《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7月10日，我们阅读之后，仍然非常愿意在今天发表它，因为它仍然有着现实的温度，生命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