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

林徽因留给世人的总是她的美丽、才情与浪漫，又有多少人知道她所经历的艰辛与苦难！许多年之后，与林徽因同为福建籍的另一位女诗人舒婷，在她的《惠安女子》中，曾用这样诗句来描绘惠安女子：“这样优美地站在海天之间/令人忽略了：你的裸足/所踩过的碱滩和礁石/于是，在封面和插图中/你成为风景，成为传奇。”这些诗句放在林徽因身上也非常合适。

当我们将林徽因看作20世纪的一道美丽风景、一个浪漫传奇时，我们是否也应该低下头来看看她所踩过的“碱滩和礁石”，回过头看看战乱中的林徽因？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林徽因辞世60周年，冥冥之中又一个命定的巧合，一如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狼烟突起，恰恰也在这一天，林徽因和梁思成在五台山发现中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唐代佛光寺大殿，这也是他们一生古建筑考察中最伟大的一次发现，对中国建筑史意义重大，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以至于许多年之后，林徽因的终身闺蜜、哈佛大学著名艺术史学者、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在给林梁两人写的合传中，将记述相关内容的章节命名为“巨大的成就和灾难”（triumph and disaster）。的确，林徽因与这场战争之间有着非常深刻的关联，这场战争可以看作她人生的分水岭。此前的林徽因，虽然不像传奇八卦所描述的那样，过着养尊处优、吟风弄月的生活（林徽因的个性决定了她不可能过这样的生活），但总体而言生活相对富足平静，尤其是婚后诞下一双儿女，搬入北总布胡同三号居住的那一段日子，即从1931年到1937年8月，前后大概6、7年的时间。这段时期是林徽因一生的黄金时代，无论是文学、建筑活动，还是个人生活，也包括“太太客厅”的名动一时。这段时期留下的照片无不折射出岁月的流光溢彩：雅致的客厅，错落有致地布置着诗书字画，宽大的院子里种着花木，阳光透过扶疏的枝叶洒进客厅，年轻的林徽因身着素净旗袍，和友人坐在沙发上，谈艺术论文学，仪态万方。一切都是这样的美好，未来像一幅美丽的画卷正等着她去徐徐展开。然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战争将她的生活拦腰折断。

五台山外早已烽火连天，五台山中的林徽因、梁思成却一无所知，还沉浸在建筑史上重大发现的喜悦中，忙着测量、记录、描画，并立即将这一重大发现报告山西省政府和国家文物保护委员会，计划来年带着国家资助的资金重返五台山，开展更大规模的保护研究工作。等到夫妇俩终于从一张过期的报纸上得知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消息，战争已爆发一周，连回北平的路都断了。他们历尽周折回到北平，但北平很快沦陷，不久他们收到一份日本军部的请柬，邀请梁思成加入“东亚共荣协会”。离开北平已刻不容缓，夫妇俩匆匆处置大批凝聚着经年心血的研究资料、文献，草草收拾行装，带着年幼的儿女和林徽因年迈的母亲，仓皇上路，亡命西南。当他们无限留恋地走出北总布胡同三号时，他们可能没有想到，此生再也不会回到这里，“太太客厅”的好时光已永远落幕，更没有想到再次回到亲爱的北平已经是9年之后的1946年夏天。

他们从北平转道天津再到长沙，“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从天津到长沙总共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十二次……”战火中的辗转迁徙，不仅劳顿艰辛，而且时时面临死亡的威胁。在长沙，空袭警报声中，夫妇两人本能地一人抓起一个孩子，拉起老妈奔出屋外，就这一刹那，寄居的房屋在他们身后中弹倒塌，林徽因抱着孩子被重重地摔到地上，“那大部分是玻璃的门窗啦、房顶啦、天花板啦，全都倒下，像雨点般落在我们身上。”一家人从废墟中爬起，准备逃往防空洞，这时又一个炸弹从头顶上方落下，林徽因想，这下逃不掉了，那就一家人死在一起吧。但这后一颗炸弹竟然没有爆炸，死神大度地与他们擦肩而过。

死亡的威胁不仅来自空中，也来自地上。去往昆明路上，常找不到任何交通工具，一家人不得不在土匪横行、野兽出没的湘黔边界荒山野岭中徒步穿行。死亡的威胁更来自林徽因每况愈下的身体。在贵州偏僻的小县城晃县，她突发肺炎高烧不已，命悬一线。更糟糕的是，夜幕降临，风雨滂沱，可在这个挤满逃难者的小县城，他们根本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一家人在黑暗和泥泞的道路上挣扎。就在此时，奇迹般传来一阵悠扬的小提琴声，循着暗夜里的琴声他们找到了八个空军航校学员的住宿地。小伙子们大方地腾出一小块地方让林徽因一家容身。林徽因整整躺了两个星期才继续上路。从此林徽因一家和这八个年轻人结下深厚的情谊，林徽因将他们视作自己的弟弟，正好她最喜欢的同父异母弟弟林恒与他们年龄相仿，而且也是空军航校的学员。到达昆明之后，他们经常来往。这八个青年人的父母都在沦陷区，林徽因夫妇成了他们的代家长，还出席他们的毕业典礼。但不久，这八个热血青年先后为国捐躯，遗物被陆续寄给林梁夫妇，每一次收到遗物林徽因都悲痛不已。那几年每到七月七日中午十二点一家人都要为这些青年英烈肃立默哀。更让她悲痛欲绝是她亲爱的弟弟林恒也血洒长空，年仅25岁。三年后林徽因还难忘创痛，写下诗歌《哭三弟恒》悲悼弟弟。战事最危急的时刻，儿子曾问过林徽因，如果日军攻入四川怎么办？林徽因冷静地回答，“中国的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

除了死亡阴影，战争带来的另一个不能承受之重便是物质极端的贫乏。昆明时期他们已经捉襟见肘，不得不放下手里的研究工作，浪费宝贵时间给人设计住宅，挣点可怜的小钱。林徽因还每天爬四次山坡，走很远的土路去云南大学兼职一周六个钟点的英文补习课，只为了一个月能挣40多元法币，而在黑市上买一个建筑师必备的皮尺就要花掉她三十多元法币。1941年11月为了躲避轰炸，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所属的中国营造学社跟随中研院史语所迁往四川李庄，从此开始了生命中最为艰难的5年时光。如果说昆明时期在物质上还只是捉襟见肘，那么，李庄时期基本就是温饱线以下。林徽因常常一整天像一个缝穷妇那样“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内衣和袜子……直到实在做不下去。”儿子脚上穿着草鞋，女儿要走很远的泥泞路去上学，“中午老是吃不饱。”颠沛流离、辗转迁徙，加上繁重的工作和家务，再加上长期严重的营养不良，林徽因原本病弱的身体终于到了承受的极限。她病入膏肓，几乎终日卧床（这一时期留下的照片全是躺在床上拍的），只是靠着坚强的生命意志，才得以在死亡的边缘苟延残喘。战争结束她到重庆看病，费慰梅介绍的美国名医断定她的肺和肾都已严重感染，最多只能活5年。战争严重摧毁了她的健康，这是她后来英年早逝的重要原因。

颠沛流离、病痛、贫困，甚至死亡的威胁，对林徽因而言，似乎都能承受，她所最不能承受的是思想与精神生活的贫困。李庄时期，可能是她精神生活中最为黯淡的时期。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成群的日本飞机隔三差五从李庄上空轰鸣而过，去对重庆、昆明狂轰滥炸。国族命运危如累卵，李庄几近与世隔绝，旧日的好友天各一方，同在李庄的知识群体，犹如长期身处绝境的困兽，绝望中龃龉冲突不断，当地人对他们也不甚友好，个人生活更是穷愁困厄，一天中几乎所有的时间精力都要用来应付柴米油盐。这样的生活在林徽因看来简直不是生活，只是活着。而她要生活，像过去那样的生活！阅读、写作、研究、文学、建筑、交往，这一切才是她要的生活。此时此地，也只有这一切才能带给她超越病痛和困厄的勇气。而身为女性，这一切对她还有另外的意义。阅读、写作、研究、文学、建筑、交往，不仅一向是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她寻求自我实现、自我命名的途径，否则她会陷入无名状态，就像当年那些受过良好西式教育的新式家庭主妇那样。林徽因显然不愿意那样，早年在给胡适的信中她就曾表达过唯恐“做妻生仔的过一世”的身份焦虑。这一焦虑在她生活中一直如影随形，即便在李庄的艰难困厄中，也没有减轻，似乎还更加严重。1942年傅斯年为梁氏兄弟的困境致信中研院院长朱家骅求助，信中有对林徽因才学的一句赞誉。林徽因读信几近崩溃，复信傅斯年，“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亦无分……”正是这样焦虑促使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在李庄病榻上完成了《中国建筑史》这部扛鼎之作的宋辽金部分，以及全部书稿的校对、补充和润色，编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翻译整理了一批国外现代住宅建造的资料，并汇编成四万字的学术论文《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这成为她后来在清华营建系首开“近代住宅”课程的基础），创作出《一天》《忧郁》《哭三弟恒》《十一月的乡村》《刺耳的悲歌》等诗篇。甚至一头扎进汉代史料，计划用英文写作《汉武帝传》。还阅读了大量中英文的文学书籍，《猎人笔记》、《米开朗琪罗传》、《战争与和平》、莎士比亚剧作……这一切固然可以解释为艰难时世中一个知识分子自觉的使命意识，家国关切，一如当时整个李庄知识分子群体那样，但林徽因身为女性特有的身份焦虑也是不容忽视的动力。

阅读、研究、写作、交往，同时也滋养了林徽因高贵的心灵质地，即便在最艰难的战乱困厄中，依然保有对生命、对艺术、对美的一份感悟与沉醉。在逃难途中，她时时被周围景色所吸引，每每不辞劳苦写信与友人分享：“玉带般的山涧、秋山的红叶和发白的茅草，飘动的白云、古老的铁索桥、渡船，以及地道的中国小城……”“如果不是在这战期中时时心中负着一种悲伤哀愁的话，这旅行真不知几世修来的。”在李庄，偶然从中研院图书室借到几张莎士比亚戏剧台词唱片，她便对着丈夫和孩子绘声绘色模仿，用英文朗诵哈姆莱特那段著名台词“To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飞扬的神采逃离她半残的病体、陋室穷巷，穿越战争的废墟，在时光里熠熠生辉。这一切不禁让人想起即将沉没的泰坦尼克甲板上那一阵悠扬的小提琴声。面对苦难、死亡的从容承受与超越，这是生命的高贵与尊严。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林徽因留给世人的总是她的美丽、才情与浪漫，又有多少人知道她所经历的艰辛与苦难！许多年之后，与林徽因同为福建籍的另一位女诗人舒婷，在她的《惠安女子》中，曾用这样诗句来描绘惠安女子：“这样优美地站在海天之间/令人忽略了：你的裸足/所踩过的碱滩和礁石/于是，在封面和插图中/你成为风景，成为传奇。”这些诗句放在林徽因身上也非常合适。

当我们将林徽因看作20世纪的一道美丽风景、一个浪漫传奇时，我们是否也应该低下头来看看她所踩过的“碱滩和礁石”，回过头看看战乱中的林徽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