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和月亮是一个妈妈的女儿,她们的妈妈叫光明;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她们的妈妈叫中国,叫中国……”
每当我唱起这首脍炙人口的藏族歌曲时,扎西书记的形象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他是我最早认识的藏族同胞,是他教我学会了这首歌。
扎西书记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北京中央政法干校,一米八的高个子,体重足有二百来斤,笔直的腰杆,宽厚的肩膀,黑红的脸膛。浓密的双眉下,一双大眼炯炯有神。记得1995年5月25日我刚到亚东的那天,在盛大的欢迎会上,他流利地用标准的普通话致了热情洋溢的词,还向我们解释了他的名字——“扎西德勒”的“扎西”——“吉祥”的意思,给我们七位上海援藏干部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以后,随着工作的深入,在与当地干部、群众的交往中,我又听说了许多有关扎西书记的传奇故事。有一年大雪,车子被堵在野外,进退不得,为了赶回县里指挥抗灾,他带着驾驶员在齐腰深的大雪中连滚带爬地前进四十余公里,安全返回县城。1995年3月,他带领公安、民兵紧急出动,一举擒获了八名非法入境的武装分子。在关键时刻,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一位藏族阿妈对我说:“扎西啦(“啦”是藏语中的敬称)比蓝天中的雄鹰还要勇猛,似冰山上的雪莲一样纯洁。”
我俩的办公室门挨门,住的地方相隔也不远。工作之余,他常来我的宿舍坐坐,嘘寒问暖。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提来一兜自家鸡下的新鲜鸡蛋给我们;每年,他家的黄李子挂满枝头时,他总是亲手摘下几篮给我们尝鲜;每次我去他家串门,他总是为我端上又香又浓的甜茶,捧上新鲜的奶渣。那年他53岁,比我整整大24岁,工作中我们是好同事,生活中是忘年交。在与扎西书记的交谈中,我了解了许多藏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发现他对亚东的山山水水了如指掌,对党和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他的言谈中,我还熟悉了许多不同时期在亚东工作的“老西藏”形象。每当谈到他们时,扎西书记就显得特别激动:“他们为亚东人民奉献了青春和爱心,我们这批干部全是靠他们手把手带出来的,真想再见见他们。”谈到高兴时,他便用汉藏两种语言轻轻地唱起他最喜欢的歌“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她们的妈妈叫中国……”
1995年11月9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覆盖了整个亚东县城,全县平均积雪达80厘米以上。随即全县交通阻断,通讯瘫痪,供电中断;直接死亡10人,牲畜损失过半。坏消息接踵而至,大家心急如焚。这是一场百年未遇的特大雪灾,打通全县对外的唯一通道——日亚公路,确保这条“生命线”的畅通成了当务之急。扎西书记自告奋勇担起指挥“铲雪通路”的重任。经过几天奋战,养护段的推土机推进到了距县城25公里开外的“篝”道班,由于前方坡陡崖深,五公里左右的路段被大小十多处雪崩堵得严严的,最高处达五米多。面对这高高的雪墙,推土机手一筹莫展。县里紧急动员。机关干部、沿途乡镇群众一齐出动,要用人力在雪墙里挖开一条通道。当我从康布乡返回,加入铲雪队伍时,人工铲雪已进入第5天。在一处大雪崩前,我见到了扎西书记,他刚从前方探路回来,由于一直在雪地里奔波,脸上晒褪了一层皮;虽然气温已降到了零下三十多摄氏度,额头上还是渗出颗颗汗水。“康布的情况怎样?”他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声音有些嘶哑。“死难者的尸体已找到,各项救灾措施已得到落实。”我答道。“好!你们援藏干部情况不熟,一定要注意安全,别把身体搞垮了。”他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又忙着指挥队伍去了。听同志们说他这几天经常腰部疼痛,有时腰都直不起,然而谁要是劝他下去休息,他就会跟谁发脾气。
经过整整16天的奋战,路终于修通,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进了亚东,但扎西书记的身体却明显地垮了下来,脸色发黄,体重急剧下降。限于县里的医疗条件,一时难以确诊。我们劝他去拉萨治疗,他总是说灾情尚未解除,县里工作忙,仍坚持在抗灾第一线。不久,他终于倒了下来。经自治区人民医院诊断,他患的是胰腺癌,已无法手术,医生说扎西书记的生命最多只可延续三个月。
我们再次见面时,简直认不出他了:皮肤蜡黄,肌肉萎缩,体重降到了九十多斤,只有那双大眼睛依然刚毅有神。每当我去探望他时,他总是关心地问起县里的工作。当听说全县生产和人民生活恢复得很快,抗雪救灾工作得到地委、行署充分肯定时,他的脸上浮现出笑容。他的床头堆满了各类报纸和书籍,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学习心得体会。有时,他会从报上的一篇文章出发,谈出许多自己对亚东进一步稳定发展的设想。他太爱养育自己的土地和人民了,把事业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全然不顾死神正在敲门。
转眼三个月过去了,尽管死神肆虐,使他的健康日益恶化,但并不能在精神上将这条刚强汉子摧垮。记得有一次他躺在床上对我说:“你们来了以后,亚东的变化很大。等援藏结束时,我要好好送送你们。”我强忍泪水,用力握了握他的手。是啊,我多么希望我们能那样分别……
1997年5月28日,援藏刚满两年之际,不幸的消息终于传来。当我赶到病榻前,扎西书记已进入了弥留状态。“钟书记来了。”有人贴着他耳边告诉说。他微微睁开了眼,抽动着嘴角想说什么,可声音已经发不出了。我握着他那枯瘦的大手,十个多月来强忍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的妻子次仁曲珍流着泪告诉我,刚才扎西书记说了三句话,一是感谢共产党的多年培养;二是要妻子为党和人民好好工作;三是要把两个儿子教育好。这就是一位党培养的藏族干部的临终遗言。我再次俯下身子,按藏族习惯将自己的额头与扎西书记的额头紧贴在一起……
三年的援藏经历使我得到了锻炼和启迪,有些事令人终身难忘。扎西书记的形象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中,有时我会感到,他化作了雪莲,在雪山冰川上含笑怒放;他变成了雄鹰,在雪域高原振翅飞翔……
文/钟杰(作者1995-1998年间作为上海对口支援西藏干部,曾任亚东县委常务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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