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雄

读书十年，写了三年，拙著《浮世的晚风》（古吴轩出版社2015年1月版）出版后，得到线上线下不少媒体和读者的推介与认可，让我这个业余历史爱好者心存谢意。写了书，总希望能与更多的读者分享，这一定是件快乐的事情。

明清易代是学界的热门话题，不仅史料汗牛充栋，海内外今贤著述也十分丰沛。作为中国历史周期性震荡中独特而惨烈的一章，很值得后人深入讨论。说独特而惨烈，是因为一个疆域辽阔、统治二百七十多年的王朝忽然就天崩地坼，末代皇帝被逼上吊。更吊诡的是，暴力替代它的并不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逻辑，而依旧是一成不变的大一统江山，且文化品质更为落后。

这当然是正史的叙事方式。有个成语叫“皓首穷经”，说的是正统的治学经验。但历史从来是由“经史子集”共同写成的，缺一不可。譬如史有正史，也有别史或叫“野史”；子有诸子百家，也有“小说家言”。尤其是个人文集诗集，大抵是每一个存在的个体对于一个时代和社会的记录及其感悟。但我相信，许多历史的真相恰恰就湮没在浩瀚的所谓“野史”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海外学界出现了一种“还原”历史图景的研究方法，试图用文化史或社会史的视角，通过对“小人物”和日常生活细节的史料爬梳，逼近历史的真相。众多学者抛开了正史以帝王和“治统”为主流的叙事逻辑，从看似平淡无奇的事件或人物入手，在大量史料史实的支撑下，揭示历史的宏大场面和发展趋势。这类文本完全不同于习以为常的“高头讲章”，细致而可读，能让业余历史爱好者愿意读、喜欢读、读得懂。《浮世的晚风》所做的，正是这样的努力。作为历朝最为强大的士群体，明清之际的江南士林大面积“醉卧花丛”，这一时期士林和风月场的交集，被学者称之为“历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我以为，“亮丽”倒未必，但广度和深度确实史所未有。士林通常被看做社会的精英层，而风月场却是不为社会主流所容的群体。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却在晚明的转型社会中高浓度地黏合，无论是所谓“江左三大家”“复社四公子”，还是文坛耆宿；无论是仗剑书生，还是隐逸高人……几乎被声色场一网打尽。更让“礼法”人士目瞪口呆的是，不少竟还“修成正果”，譬如钱谦益与柳如是、龚鼎孳与顾媚、冒辟疆与董小宛、孙临与葛嫩……等等，它的背后是一种怎样的文化精神，又揭示了怎样的历史发展趋势呢？

《浮世的晚风》说了13篇相互关联的人物故事，但这“另一种文化精神”正史里几乎没有，而是“潜伏”在大量的“野史”中，需要以正史的人物列传为依据，以士林的大量自述为线索，多种笔记比对，才能证实“野史”的价值。皓首穷“集”，细细爬梳，是一件寂寞而又充满穿越趣味的事情。我一直试图创意一种历史叙事的文本，让艰难的历史人物评价，用丰满的表达方式呈现出来，让历史上的人和事个性鲜活地出现在读者的视野里，按钱谦益的说法叫“变史家于说家，其法奇”“寓史家于说家，其法正”。（《牧斋有学集》卷十四）“奇”即创意，“正”即正道。复旦大学邹逸麟教授有句幽默：“‘大师’都是‘野生’的，非主观规划所能培养。”“野史”如同“大师”，也是“野生”的，当然可以做出品质纯正的历史作品来。

不过，说家治史，同样需要治史的态度和器局，不能当“小说”来编故事。尽管故事似乎确实比道理更容易传播，但“还原”倘若只盯着琐碎饤饾，便会降低历史的价值和品位。更为重要的是，人都有“大节”“小节”，对历史人物须有一个总体的评估。譬如《浮世的晚风》中较获认可的《激楚苍凉》一篇，写苏州太仓大才子吴伟业，是以上海古籍版三卷本《吴梅村全集》为基础，通过对梅村诗文的解读，结合正史和今贤的传记、年谱，梳理出梅村人生的两条线索：一是入世纷争的政治人格，二是与秦淮名姬卞玉京的情感大戏，呈现出人性复杂的多面。再如写复社四公子之一的陈贞慧，基本遵循正史列传中三方面的线索展开，并利用宜兴朋友提供的方志家谱，修订了学界的一些失误。但大名士“大节”之外的“小节”有助于丰富人物个性，所以我又同时挖掘了贞慧风月场中的一些故事。陈寅恪先生写《柳如是别传》，皇皇80万字，对史料素材的选择非常明确，即要着力呈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浮世的晚风》写“今古乐道”的钱柳故事，区区2万字，裁剪史料更要明确而克制。有些先辈笔记相当著名，但情绪很大，则大多略去，譬如计六奇《明季北略》这一条：

大铖据要津，虞山末路，失节投之。一日觞阮于家，以其妾柳氏出为奉酒，阮赠以珠冠一顶，价值千金，钱命柳谢阮，且移席近阮，其丑状令人欲呕。

李清《三垣笔记》也有一条：

谦益降北，隐在南，与一私夫乱，谦益子鸣其私夫于官，杖之。谦益怒，屏其子不见。语人曰：“当此国破家亡时，士大夫犹丧其所守，独以名节二字责一妇人，可乎？”其言亦恕而平矣。

隐，即柳如是的小名之一。钱谦益的话很有深意，但似乎“有损”柳氏“大节”，不录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