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范泉离我们而去，已经十五年了！令我激动的是，他的文集在学者钦鸿多年的努力下，即将问世。我想父亲如果地下有知，定会感奋和欣慰。他在文学道路上与两位红粉知己相知相扶的感人往事，也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

1999年11月，听说父亲癌症已扩散全身，我从美国飞回上海探望。12月5日清晨，当我不得不与父亲告别时，他用颤抖的手在一本1946年出版、书页均已泛黄的散文集《绿的北国》盖上了“范泉”的印章，书写了“给海安留念”的文字，颤颤巍巍地抱着我说：“再见了，好孩子！”我泣不成声，泪如雨下，经历了一生中永难忘怀的生离死别。

父亲赠予我的这本散文遗作，第一页有几行异常醒目的小字：“献给在我底生命里写下了第一个字的山佳兄。”

“山”和“佳”上下相合就是“崔”字，这位“山佳兄”，就是我父亲的第一位初恋情人崔素华，也正是前不久出版的《七人集：“30前上海女作家絮语”》的作者之一、至今还健在的九十九岁高龄女作家欧阳翠。

有缘的是，几年前我从美国退休回上海定居，在钦鸿的引导下，见到了欧阳翠阿姨。她因眼疾而双目失明，却心如明镜，听说我是范泉的儿子，非常热情。于是我和阿姨开始了交往。

阿姨告诉我，她和我父亲原是光华附中的同学，由于编辑光华附中校刊，共同的文学爱好，擦出了初恋的爱情之花。当时因为年轻，相约日后再谈婚事，然而当他们再度相遇时，彼此都有了家室。在我父亲的邀约下，她到我父亲任编辑部主任的永祥印书馆，与司徒宗合作主编《少年世界》半月刊，从此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1946年，茅盾夫妇离开重庆转道香港到上海以前，写信给他内弟孔另境，要他帮助寻找可靠的住房。孔先生是司徒宗的兄长，也是我父亲最为亲近的朋友，他当即就找了我父亲。在我父亲力荐之下，欧阳翠把自己大陆新村六号寓所的二楼让给茅公夫妇居住，并购置了合适的家具。茅盾到来后，看到窗明几净，阳光充足，不禁连声说：“太好了！”

从此欧阳翠阿姨与茅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上世纪五十年代茅公出任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长，欧阳翠阿姨出差北京时，茅盾夫妇热情招待她一起吃饭。

然而，当父亲因被怀疑、诬陷为国民党特务时，欧阳翠阿姨也受了牵连。父亲的厄运像阴影一样伴随着她，为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她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和范泉连在一起。

父亲和我母亲一辈子没有少拌嘴，由于性格上的差异，又加上我父亲常年在青海，长期的分居，最后无奈地离异了。尽管母亲最疼我，但已古稀之年的我，还是要说句真心话，我父母的婚姻实在是痛苦的结合，离异无疑是他们最好的解脱。

阿姨告诉我，父亲平反复出调回上海后，每天到她家中吃午饭，常常催着要她写文章，让他修改后发表。阿姨对我父亲说，我们是好朋友，年岁已这么大，不要再谈婚姻了。

这次我写作本文，曾专程登门把文章念给阿姨听。她听完后两眼放光，紧握着我的手说：海安，谢谢你！范泉是个好人，很有才气，他不要玩的，一生都献给了文学。他再婚成家，我不恨他！他遭遇不好……年近百岁的文化老人，如此宽容而真诚的情怀，让我和在场的她的女儿都非常感动。

我知道她对我父亲的感情，深藏在内心，是挥之不去的……

父亲晚年和我母亲离异后，另一位阿姨吴峤走进了他的生活。

吴峤是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干部，1947年她创作小说向《文艺春秋》投稿，因此与我父亲相识。1982年前后，她认识了当时正在编纂《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的钦鸿，便向他打听范泉的下落，从而获悉了范泉解放后的苦难经历。后来，她趁一次西北之行，专门前往父亲复出后任教的青海师院。这次探访，使我父亲非常高兴，以后两人开始通信，恢复了联系。

1990年吴峤因写小说《人生轨迹》，与我父亲通信日渐频繁。1993年父亲离婚后，选择了与吴峤结婚。他们的结合，既是缘分，也是志同道合，是共同的文学爱好让他俩走到了一起。

父亲和吴阿姨的生活，幸福而美满。婚后的父亲心情十分愉快，精神饱满，干劲十足，继完成二千万字的皇皇巨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三十大卷之后，他又撰写了许多文坛回忆录，可谓硕果累累。

婚后父亲的许多作品，均由吴阿姨抄写整理。父亲要求她写规范的简化字，不能涂改，阿姨常常凌晨三点醒来，睡不着，便悄悄走进隔壁会客室抄写。年复一年的坚持，抄写了四十二万字的文坛回忆录，其中包括二十五万字的散文集《文海硝烟》。

父亲癌症晚期，在经过大手术和化疗身体虚弱的情况下，还撰写了近三万字的长文《朱生豪追思》以及《李健吾演戏》、《哭台湾作家蓝明谷》等多篇散文，又编了《朱生豪“小言”集》、《遥念台湾》两本书。这些文稿均由阿姨抄写整理完成。

吴峤阿姨陪着晚期癌症痛彻心扉的父亲，一起争分夺秒，战斗到最后。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父亲去世十五年来，吴阿姨怀着对父亲的深情，用自己积攒的十五万元，自费为父亲出版纪念集和文集。这是她对自己最亲密的文学伴侣和战友感人肺腑的奉献。

“红粉知己”，顾名思义是异性的贴心人，异性之间的贴心，常会擦出爱情的火花。父亲一生痴迷于文学艺术，他为文学而生，他的人生道路，他生命的脉动，都和文学休戚相关，同样地，他的爱情生活也离不开文学这两个字。

在文集即将问世的时刻，我想应该把父亲与这两位红粉知己的故事告诉读者，或者可以使人们从一个侧面加深对父亲和父亲文集的理解。

文/徐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