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友鄞

我们辽西许多村落，不叫村、庄、屯，叫营子，由汉族屯兵垦田，蒙古族部落定居，演化而成。营子，透露出尚武习俗。营主由军人成为拥有行政权、司法权、土地权的领主。村民走亲访友，外出经商，只要离开营子，须经营主同意。营主枉杀平民，罚主子赔偿牲畜。平民杀死营主，凌迟处死。这种营子，在金、辽时代，像雨后窜出的蘑菇，遍布辽西大地。

满族人崛起，挥师入关后，东北成为清王朝后方。汉族人大多来自山东、山西、河北、河南，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就得走出去，便有了走西口，闯关东，便有了营子里的汉人。北边蒙古，千百年来，部落间征伐不绝，战败的将士淌着鲜血，退出大草原，流入辽西边地，与汉人、满人杂居，互通姻好，繁衍不息。老百姓说，至今天黑时，仍可看见北方磷火闪烁，仍可听见北方半空中隐隐响起厮杀声。营子人滚下马，跪在地上，祭拜先人，直到恶云飞散，圆月静静地升起。

这里早年间县、旗并立，汉、蒙分治。县理汉事，旗管蒙务。县、旗下面的营子，分汉人营子、蒙古营子，但许多营子里，汉人、蒙人、满人混居。县府贴出告示，命令营子人烧荒开地，广种粮食；旗府马上张榜，严禁败坏草场，须养牧牲畜。两张告示挨在一起，听哪个爹的？不种粮食，米税照收。不养牲畜，一条牲畜腿的税都不能少交。老百姓得活下去呀！于是，汉族人走出营子，做买卖。汉人在义县开设木市，在北镇开设马市，用木材、马匹、牛、羊、皮革、毛毡，交换中原人的粮食、布匹、铁锅、茶叶、盐。我的桌子上，摆着一份当时的物价表。马分三等，上等一匹十二金，中等一匹十金，下等一匹八金，一金即一两银子。老病残马，不准入市。集市上严禁武器、火药交易。没有金银钱币，以物易物。

而营子里的蒙族人，瞧不起买卖人，马背上的民族蔑视经商。蒙族人或者游牧，或者出家当喇嘛。我所在的辽宁省阜新市，有一座瑞应寺，正殿高悬清朝皇帝御赐金匾，满、蒙、藏、汉四种文字熠熠生辉。蒙族家庭，至少有一个子弟被送去修行。瑞应寺有名的喇嘛三千六，无名的喇嘛赛如毛。寺院研究天文、地理、日月蚀、旱象涝灾，每年编撰一部历书，交给大众传抄，指导农事。寺院研究医学，学徒喇嘛先学习蒙、藏文字，背诵医典，听师父讲解，领悟通盘药理后，攀登高山峻岭采药，年年都有小喇嘛摔死。有的喇嘛还俗后，坐镇一方行医，营子人趋之若鹜。瑞应寺成为蒙医药学发祥地，三百多年来，培育出蒙医四千多位，散布于东北、内蒙、甘肃、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区。寺院研究哲学，讲授哲学经义，学位分学士、大学士、博士。喜丹森博士著有《初二海潮》一书，初二海潮比十五海潮小得多，他比喻自己学问浅薄。喜丹森以蒙古人的思维方式，提出一个一个命题，然后一个一个解答，每次解答毕，都祈祝读者一句“望交好运。”喜丹森认为“所有言行的根子是学问，所有学问的根子是智慧，所有智慧的根子是命运，所有命运的根子是言行。”哲学学部的高僧们，讲起白公鸡和红公鸡在磨盘上的争斗，能从天亮讲到天黑。瑞应寺举办法会时，营子人纷纷赶来，喝庙里施舍的肉粥，看喇嘛们跳查玛舞，鼓号齐鸣，鬼神欢腾。

这是多少年代前的景观了。半个多世纪来，香火由盛转衰，又由衰转盛，有前因也有后果。我陪同北京、天津等地的朋友，朝拜过瑞应寺，但没去过营子。就是去，营子也面貌全非了。春分后，我独自去了“迈来三姜土营子”，意思是“羊欢叫的好脾气营子”，它的名字引起了我的兴趣。如今营子领头人，有复员兵，商人，还俗喇嘛的后代；有汉族人，蒙族人，满族人，个个壮硕豪放。没想到，这个营子的领头人，是个女孩，农业职高毕业的，戴副金边眼镜，皮肤粉白透红，美艳惊人。我问她是什么民族？她笑道：沿着辽河寻找吧，我们的血缘复杂透了。

女营主牵着马，陪我在田野上巡视。春耕了，犁铧奔腾，泥浪翻卷。我弯下腰，面对大地，任何人都得低下头。我抓起一把土，营子人用这气息馨香的土，捏出七窍灵通的泥人，泥动物，用嘴吹出不同的声音，人有人声，狗有狗吠，虎有虎啸，叫“泥咕咕”。在咕咕叫的泥土里，我捡起一片残瓦，从涂釉看，是女真人的。我拾起一枚绿锈大钱，是辽代的。过去的东西俯拾即是，这片土地。年轻的女营主望着我，迷人地一笑，说：嗨，你交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