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朱自清“晶莹的泪光”，读者也“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了。这个背影，国人已凝眸整整九十年。跃然纸上的，既有亲情的温存，更有儿女对父爱母爱之感念。成长于“非孝”思潮的五四青年所体悟的“真孝”呼之欲出。

而这个背影，近一个世纪以来，依然茕茕孑立。当下，频频闪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却是儿女的背影，由父母慈眸久久抚摸，却迟迟不忍送别。“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虽言不必追，身为人母的龙应台却以文字代替脚步。从龙应台的《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和《目送》，再到周国平的《宝贝，宝贝》，直至池莉的《怎么爱你也不够》、《来吧孩子》和《立》。父母对子女紧追不舍，业已常态化与时尚化。

这种单向度的亲情宣言，龙应台书写得淋漓尽致。每次过马路，耄耋父亲仍下意识地牵住中年女儿的手。女儿说，爸，我已经四五十岁了，不用牵我的手了。别无二致，当龙应台手牵18岁儿子过马路，在德国长大的儿子避之若浼，我不再是你的小乖乖了。当然，每个人，不管年有多长，在父母面前仍为孩子。对于父亲执意送行，当年的朱自清亦坦言：“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让子女主动牵起父母的手，这不啻为良策，却难乎其难。

上海交通大学年初为学子送去一份别样的迎新贺礼：一道计算题。这份作业，看似为理工生量身订制，却被视作“史上最难期末考题”。该题假设，父母对子女的爱以每天一公里来计算，那么，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的爱总共各是多少？每天一公里，一年便365公里。从出生（平均生育年龄28岁）直至父母离世（平均寿命85岁），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应为57年。57乘以365公里，父母倾注于子女的爱就是20805公里。然而，子女回馈于父母的爱，因求学、立业、成家、育儿以及应酬、社交、闲暇，开平方无数次，最后仅剩区区一公里。愕然！慨然！恍然！

2014年上海市民亲情观念调查显示，对于父母生日，67.2%知晓，11.3%只知其一，21.5%浑然不知。而仅有2.3%父母对子女生日记忆模糊。一公里的反哺，虽为社会转型期生存压力之使然，却更是家庭教育缺失之必然。去年年底发布的《2014中国城乡家庭教育现状白皮书》指出，37.82%的家长不懂教育方法，并把家庭教育视为中国父母最大的知识“短板”。白皮书同时发现，89.09%的家长能意识到，孩子出现问题，根源在于父母。显然，无知并非病灶。

言及亲职，娇惯往往为众矢之的。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主持的“全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结果，闻者震诧：孩子步入歧途，父母的管束与放纵皆为最重要原因，且前者更甚于后者。父母对孩子的管控越严压抑越重，孩子以极端形式的逆反几率就越大程度就越强。在压制与反制的亲子博弈中，敌意逐渐取代亲情。有高达42.3%的未成年犯表示“恨过自己的父母”。其缘由依次为：“不理解我”（50.7%），“不关心我的心理感受”（46.6%）；“不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45.6%），“经常打骂我”（34%），“强迫我做不愿意做的事情”（29.4%），“生活上不管不问我”（28.7%），“父母总闹矛盾影响我”（25.9%），“我有困难不帮我”（13.4%），“溺爱我”（5.8%）。对照组憎恨父母的比例虽减半（24.7%），排列前三的缘由却与未成年犯保持惊人一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近期展开的家庭教育状态调查所获数据支持上述结果。家长最关心孩子的健康安全（65.95%）与日常学习（53.58%），兴趣爱好（19.47%）与情绪情感（11.93%）的关心度最低。大幅落差尽显舐犊之扭曲。伤害，以严父慈母的名义。

父母履行两大天职：养育与教育。养不教，父之过。“木寿且孳”，概因园丁“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树人与树木同构。然而，“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人“之性日以离矣”。在《种树郭橐驼传》中，柳宗元叹道：“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

“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像他们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个过付的经手人罢了。”鲁迅1919年写下的《我们怎样做父亲》如是说。正是“圣人之徒”作践人类天性，把抚养子女视作“放债”，“抹杀了‘爱’，一味说‘恩’”，由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最终“播下乖剌的种子”。在鲁迅眼中，“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一言蔽之，“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在1932年6月28日致增田涉的信件中，鲁迅自谑道：“我为这孩子颇忙，如果对父母能够这样，就可上‘二十五孝’了。”身为“过付的经手人”，鲁迅忙于接待作为家庭“过客”的孩子，忙于引导孩子回归自己，忙于为亲子的最终分离做准备。父母唯有把亲职之使命指向亲子分离，“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于孩子而言，分离则可生成一股汹涌澎湃的成长驱动力，所向披靡。如纽约学者法伯（AdeleFaber）和玛兹丽施（Elaine Mazlish）在其风靡一时的著作《解放了的父母，解放了的孩子》所言，父母获得“解放”，而后孩子才能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这是双重意义上的解放。唯有解放，亲子之情方可醇酽。

还是1919年，胡适长子祖望出生。胡适随即写下《我的儿子》：“譬如树上开花/花落偶然结果/那果便是你/那树便是我/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将来你长大时/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取名虽蕴含光宗耀祖之意，胡适却矢志扮演“过付的经手人”。

横穿人生这条马路，需父母放得下，子女才跨得过。而如今，父母在过度教育中制造挥之不去的“成长的烦恼”，自己还被“因袭的重担”压弯了腰，被“黑暗的闸门”蒙蔽了眼，作茧自缚。

父母，过付的经手人，如是而已。惟此，子女的反哺之旅才不至于仅剩一公里；惟此，朱自清的《背影》的深情才不至于响应乏人。

文/俞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