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自谦，从来不说自己是收藏家，连集邮家也很少提及。关于他的藏品，二十多年来，只出版过一本《夏衍珍藏书画选集》。这次《夏衍旧藏邮品精选》的出版，是第二本。

他属于中国第一代集邮家。从1914年在杭州念中学起，到1991年把邮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集邮生涯长达77年。

我是他的第三代，无缘伴随其集邮、藏邮的过程，见识他的珍邮也比较晚，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当时正值全国上下兴起“集邮热”，集邮家的身份让我祖父着实热闹过一阵。尤其是1983年11月那次中华全国集邮展上，他的“红印花”和日本早期实寄封曾与马任全、张包子俊两位集邮大家的珍邮一起作为荣誉级展品陈列于中国美术馆，轰动一时。

他总说：“人是要有些爱好的”，这句话在他一生中的意义，我是慢慢才想明白的。与他从事的其他门类，如电影、戏剧、文学等正业相比，集邮是业余的，相对低调。

集邮界前辈姜治方先生在《集邮和我的生活道路》一书中，专门在最后一章用一小节记述了“与夏衍的交谊”：“1953年秋天，一个星期四的傍晚，我听到门口有汽车掣动声，随之进来一人，开口说到：我是夏衍，想见见姜治方同志。”他持老集邮家周今觉之子、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周煦良的信而来，一见如故后，又多次去羊毛胡同姜寓观赏邮票。从这本书里我读懂了，在邮票世界里我祖父所展示的另一个侧面，他和邮友们的交游，以及每枚“红印花”、每套“大小龙”背后的故事。

姜书中详细讲述了他俩第一次交换邮品的故事，“……接到夏衍一封亲切的信，说他集邮多年，大龙票已近百枚，独少毛齿新票一套，而我此类毛齿较多，且有四方连票，想要我让他一组三枚全套，他愿意接受我提出的任何交换条件。我慨然应允……他取了这套毛齿新票，回上海向老集邮家马任全买了一枚红印花小四分新票，托剧作家吴祖光回京时亲自交与我，作为答谢。”后来，姜在夏邮集中看中了西藏邮票大数二元票四方连，提出用自己的其他数枚邮票进行交换，结果两人“各得其所”。

经姜治方介绍，得知前燕京大学校长，同为集邮家的陆志韦先生有出让全部藏邮的想法。于是，1955年的元宵节，祖父与陆先生在姜寓见面，大家一边吃着姜夫人从稻香村买回来的元宵，一边鉴赏。双方一拍即合，谈妥交换条件后，一次从陆先生手中换得六、七十枚大龙票，祖父高兴地说：真是机会难逢。

除这两次交换之外，1954年，我祖父在上海还与友人换得一组“大龙”光齿四方连全套。在他的旧藏中，“大龙”票品种丰富，甚为齐全，其中以清光绪四年（1878年）发行的红、黄、绿色一套三枚的“大龙”票最为珍贵。“小龙”票中，以光绪十一年（1885年）发行的紫、黄、绿色一套三枚最为罕见，此外，“小龙”光齿二十方连新票，也是极为难得的。“大小龙”票是我祖父藏邮中的精品，曾有二百余枚，算是国内第一。

他藏品中的“红印花”品相好，凝结着他的收藏心血，其中以所藏“大一元”直六连和“小四分”四方连最为稀有、珍贵，系从陈复祥处购得，陈复祥是我国著名的邮学家，也是最早经营邮票的邮商。“红印花”票是他收藏中的一大亮点，但也有着一大遗憾，传世的“红印花”邮票有8种：即小二分、小四分、大一分、大二分、大四分、大一元、小一元、大五元。祖父拥有7种，仅小四分有5枚，而且有一枚是四方连，据说现存世仅有两枚小四分四方连，但他独缺“小一元”。曾经在上海解放初，有过一次机缘，无奈邮商开价太高，要几千元，只得放弃，从此再无缘分了。我祖父来往甚密的上海邮友、著名集邮家马任全，在1944年重金购得过一枚红印花“小一元”，据说红印花“小一元”新票目前存世三十余枚，而使用过的旧票只此一张。

我祖父藏邮中的日本邮品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收藏，对这部分的价值尚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和挖掘。我祖父自1920年起留学日本七年，为这批邮票及古封片的收集提供了机会和条件。水原明窗是日本当代的集邮大家，也是我祖父的邮友，他多次到家里看望过我祖父，两人用日文交谈、品邮，水原先生对我祖父的日本古封片非常向往，曾开玩笑地提出要用一队丰田车换一张，我祖父听后哈哈大笑，“交易”显然没有谈成。水原说过，“如在日本，您早就是大富翁了”。在我祖父1991年向上海博物馆捐赠的这套日本古封片集里，第一张是明治7年（1874年）实寄日本邮政明信片，而水原明窗1990年寄给他的，印有象征中日友好梅花和樱花图案的纪念封是最后一张明信片，时间跨越了百年。

我祖父的邮品固然珍稀，而他与邮友们的情谊更是令人神往。知道他喜欢研究中国邮政史，周煦良先生就把自己所剩的最后一套《邮乘》杂志送给了祖父。在相互的交往中，周先生和姜先生他们对我祖父这样一位中共高级干部，能如此的热爱邮票，还具备精深的邮识，颇为感慨；我祖父也为自己在官场之外能够同集邮界的知己们一道怡情而快慰。

这中间姜治方还写到了一件趣事：“夏来京开会，到我家依然索观大龙邮票，……他忽有所感地说：‘老姜，你这样珍贵的邮票，怎么不舍得买个保险柜？这皮箱放在床底下拖进拖出，既不方便，也不安全嘛。’受他的启发，我曾一连几天到处搜寻，终于买到了一个英国进口钢皮的四个抽屉的文件柜，用以存放邮票。……夏来我寓，一眼看到我听从他的建议买的保险柜，高兴极了，连说：‘这才像个样子，这才像个样子。’”这么一经提起，让我想起祖父的邮票柜，一个深棕色左开单门矮柜，木质一般，大约一米左右的高度，里面板隔不多，用于放邮票本正合适。“文革”以后，发还回来的邮票就改放在铁皮保险柜了。这里多说一句，我祖父还有一个香樟木藏画柜，体量不小，质地考究，有长长短短不同的扁抽屉十几个，排锁在柜子的两侧，很少见。抽屉的抠手是云朵图案，估计这是一个清末民初时期的大柜。我们家搬进大六部口的院子后，绿色保险柜和樟木画柜就并排摆在祖父的卧室兼书房里。现在，邮票柜、保险柜和画柜都捐在浙江杭州的“夏衍旧居”。

我祖父那一代收藏家是有自己的“格”与“品”的，这与钱有关，但最终是无关。祖父与几位大集邮家的友谊缘起于趣味的相投，而最后的落点则是夙求的一致，尽管他们的经历、背景迥然不同，却并不影响彼此之间对藏品归宿高度统一的认识。殊途同归，他们的最终选择是一样的。

祖父的晚年有一次在家里，看一张别人的老古董邮票，估出了万计双位数的天价，但同时说：“这家人祖上是大藏家，有好东西，可惜他的后人不懂，流散了……”他对我讲：“这些东西，是不能估价的，无价，留给你们没有好处……”。“集之不易，不能分散”是他收藏的核心思想，并且一以贯之了几十年。

姜治方先生说，“要想一个永聚不散的法子，就只有将邮集全部捐献给国家。”对此，他写到：“我第一次公开表示捐献邮集的心迹，是前文所记的1953年秋季那个星期天，夏衍在我家吃饭的时候。那一天的情况至今记忆犹新。那天来的有夏衍、田汉、周鲠生、周竹安。我的邮票和封片等，夏衍也差不多都看过一遍。在进餐时，……夏衍接过话头，笑着说：‘中国士大夫只知道收集书籍字画，古董玩器，而不知集邮。集邮活动最初在欧洲兴起，后来传到中国。中国的邮政总办又一直是法国人担任。所以收集中国邮票，国外倒比国内容易些。老姜能把这样丰富的中国邮票、实寄封、明信片的珍品收集回来，这对国家是一个大贡献。老姜的邮集作为一个整体，非常可观。集之不易，希望不要再分散了。’我当即表示：‘决不再分散，今后都统统捐献给国家。’”

“吾道不孤”，与他们同道者还有上海的民族资本家马任全先生。我祖父50年代在上海主持文化工作的时候，两人常在一起聊邮、赏邮。在一次闲谈中，马先生说起自己有捐赠藏邮的想法，得到了我祖父的支持，并一同商议了捐献目录。1956年马任全先生所毅然捐出的是一部中国邮票全集，共有6165枚邮票，其中就包括那枚孤品红印花“小一元”的旧票。我祖父参与了这批藏品的整个捐赠过程，由他事先联系，先是捐给了“上博”，后又经他推荐，由“上博”转交邮电部邮票发行局。“文革”中，马任全先生面对抄家造反派“金银财宝都藏到哪儿去了？”的质问，耐心地解释：“各人有各人的爱好，有的人爱金银财宝，我就爱集邮，你们看我这铁皮柜里的邮票，比金条还值钱，我的钱都买了邮票了。”

促使姜治方先生提前全部捐赠邮票的正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当那场来势猛烈的运动开始后，我的大儿子怕我毕生心血所集之珍贵邮票毁于一旦，就按照我预先的交待，将我的全部邮集，连同集邮书籍、杂志、拖了两板车送到中国集邮公司。我毕生心血所集之珍贵邮票，就这样在邮电部有识之士的保护下，幸存下来了。”

我祖父的邮票与他本人一起在“文革”中深陷囹圄，“江青甚至说‘集邮是搞特务活动’。他们把我的邮票全部抄去，一枚一枚地放在灯光下照来照去，当然是什么也照不出来。这样，集邮也居然成了‘反革命’罪证。”“文革”后邮票发还回来，他没有去核对哪些回来了，哪些失去了。我想，他是不想去回顾过去，也不想去伤心……而他捐赠的初衷矢志不渝。1991年冬，祖父请方行同志代表“上博”取走所藏的邮票，有人问他：还要不要再看看？他一如平常地摇了摇头，摆了摆手。当时懵懵懂懂的我，今天回想起来，记住了祖父那一刻了却后顾之忧的释然神情。对于回归上海，他说：“……我出生在杭州，成长在上海，青壮年时代，都在上海，上海是我第二故乡，上海在集邮和鉴赏邮品上，是全国之冠。我集邮不多，但大多得之于上海。”

这里顺便说一下关于我祖父捐赠给“上博”的另一件国宝——纳兰性德（原名纳兰成德）手札长卷。1961年我祖父在北京琉璃厂发现了这部手卷，爱不释手，正好来了一笔2000元的稿酬，当即买下。“文革”中被抄走，下落不明。1978年落实政策后失而复得。那时我祖父说过“其他的东西不见了无所谓，但纳兰成德一定要追回”的话，此话他跟不止一人讲过（有记录），包括我在内，而且还跟我说：“最后是在毛家湾找到的，陈伯达拿去‘孝敬’林彪了……”云云。1989年4月，他写信给上海的老部下方行同志：“我收藏的纳兰成德书简卷，打算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因此公书简，除我的二十几通外，国内只有‘上博’尚有数通也。……这是海内孤本，还是让国家保护为好也。”这封信道出了渊源，当年祖父购得手卷后，不少名人朋友纷至沓来，其中就有陈伯达。于是，齐燕铭提议以珂罗版精印复制，作为文化部代表团出访礼品。我祖父欣然同意并商定，请郭绍虞题签，夏承焘撰序，顾廷龙作后记，由“上博”印制。其中不仅包括了我祖父的所藏，还将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所藏纳兰致顾贞观简一通，致严绳孙简五通，“上图”所藏致颜光敏简一通，玉佛寺所藏纳兰书嵇康与山涛（巨源）绝交书一通，汇印成一册，书名《词人纳兰容若手简》。由此，他的这次捐赠依然是基于一贯“集成”的思想。

他一再地讲：“此等身外之物，送请国家保存……我当时收藏这些东西，除了个人爱好之外，也有一点怕文物流失到外国的意思。和我同时跑琉璃厂的人，如田家英、邓拓、李初梨等，都有这种想法。所以献出之后，就算了却一场心事也。”我祖父一生都被家国情怀所萦绕，历经磨难而不悔，这不是他一个人，而是那一代人……那个逝去的理想年代，令人唏嘘、感叹、缅怀：

献给一个人

献给一群人

献给支撑着的，

献给倒下了的；

我们歌，

我们哭，

我们“春秋”我们贤者

……

这首诗，祖父写于1943年重庆。以此纪念他诞辰115周年，逝世20周年。

2015年1月1日

文/沈芸（本文为上海博物馆出版社《夏衍旧藏邮品精选》序，“方寸寄怀——夏衍旧藏珍邮展”亦将于4月4日至5月3日在上海博物馆对外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