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静

梁鸿的写作满足了许多人对真实“故事”的需要，无穷的远方，无尽的他人都是和我们有关的，而他们的故事我们终于知道了，如此真实以至于几乎无法面对。满足了背井离乡者的“情感”需要——又从纸上回到了熟悉的生活和亲人们中间，也满足了知识分子对陌生之地实在形态的关注——陌生的人们敞开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暗夜。

年关已过，关于故乡的喧嚣声也像候鸟一样过去了，世界如其所是。梁鸿说自己年前年后被关于故乡的采访弄得看到“故乡”就想呕吐，于是她几乎是下狠心说出了“故乡就是呕吐物”、“剩余物”这样的撂狠话式的回答。被一个命名式的问题纠缠甚久，被他人注视，被期望给出答案，都会让人厌倦和恐惧，尤其对一个具有反思习惯的作家，这也可能是梁鸿早已经说过的，要重新回到书斋或者开启另一种写作的一些前兆，比如在《上海文学》上开设的新专栏——“云下”吴镇，有点小镇人物传的味道。

思乡念旧是人之常情，但作为一个话题出现，必须要放置在城乡二元结构中。1990年代以后，这个话题逐渐沾染了伤情色彩，“每个人故乡都在沦陷”这样悲情的语句，几乎成为流行语。在文学领域故乡有时候几乎可以被置换成乡村，虽然这在学理上是一个谬误。对乡村的书写以及各种写作传统都在重新萌发，比如颇受好评的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吴飞《浮生取义》、孙惠芬《生死十日谈》、李娟的《阿勒泰的角落》、舒飞廉《草木一村》、沈书枝《八九十枝花》、邓安庆《柔软的距离》等，对于在现代化过程中走到身后去的乡村，我们越来越有情感、知识和形象的需要，梁鸿的写作正是踩在了这个公众需要的点上。

对一本书或者一个作家感到亲近，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从文字上喜欢梁鸿是发现这是一个“有我”的文学评论家，许多评论家都是借着他人的作品发言，很少看到这个人自己的精神世界。跟梁鸿的交往不多，但她是那个让我看到半隐半现的自己的作家。我跟梁鸿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有农村生活的背景，一路读书到博士，在抽离土地的路上没有《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们那样的挣扎，而是在体制提供的通道上一路坦途，然后在大城市生活，操持同样的行业——写文学评论，并且也都有各种不安于此的执念，始终觉得跟自己寄身的世界，隔着一面墙说话，不够尽兴，有时候说出来已变了调门。而又对长到肉身里的求学生涯以及一套训练，不敢轻薄，很难甩开这一套语言体系，完全去虚构和创造一个世界，当然这又是另一项艰巨的事业。梁鸿说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操持的“词语”没有真正的所指，她在文章中谈到过当代文学的不及物性，小说诗歌散文，文本内在是空的，实实在在的空，不是那种指向人性、人生的某种虚无的空，而是语言指向的空洞无物，当词语内部无法超越其自身而达到与世界的联结时，它是无效的。对于这其中的困顿与焦虑，我感同身受。有时候，我觉得这可能是众多文学批评写作者的困惑，也可能是文学批评这种文学形式面临的困境和革新的时机。

2008年夏天带着这种困惑的梁鸿回到故乡，关于这次回乡，她的目的并不明确，只是受着生命本能的指引，回到出生之地。这次回乡，她写出了《中国在梁庄》，考察了梁庄的文化结构、伦理结构和道德结构，耐心细致地讲述梁庄人的故事，并勾勒、描述出梁庄这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命运、生存图景和精神图景。这是一个日渐抽象化的时代，我们对世界和周遭的世界的感觉都有一种倾向，越来越依靠专家说法和概念，比如对一座恢宏的大桥，谁都无法以自身的感觉系统给出一个是否安全的结论，我们只能信诸他人的说法——专家论证和数据计算。对于“中国”，这个空间和时间无限集聚而成的共同体，都是轻而易举地占有，然后转瞬即逝，就像冯至在一首诗中所写的：“我们走过无数的山水/随时占有随时又放弃/仿佛鸟飞翔在空中/它随时都管领太空/随时都感到一无所有”。相对于《中国在梁庄》，我更喜欢《出梁庄记》，那是梁庄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离开传统生存之地，漫游到中国各地去的背井离乡者，是中间物，是居无定所者，正是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和上下不着的地位，他们甚至只能在春节这样的时刻象征性、候鸟一样集中出现在媒体上，他们的日常生活、所思所想才是一个看不见的中国。他们像撒在中国地图上的墨迹，匍匐隐藏在每一个不受人关注的地点，维持着社会的运转，却以耻辱的印记存在和自我指认着。梁鸿把在梁庄的行走和书写看做一种学术行为，学术生活的拓展和延伸，虽然它不是以学术面目出现。中国拥有发达的“乡土文学”传统，这是她写作的一个前提，也是她需要做出清理的一个问题，如何避开启蒙主义、抒情主义等窠臼，而又继承一些依然有活力的精神气脉，前辈作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塑造村庄时所使用的词语，所建构的场域及背后的选择倾向都是她在写作时思考的问题。过往的思想和认知都参与进来，阻碍或帮助你去塑造一个村庄、一种生活。如何使村庄、农民、植物具有主体性和敞开性是梁鸿下一个焦虑的问题，梁鸿选择了让农民自己说话。让他们用自己习惯的方言来聊聊自己的生活，这当然是一个陈旧的学术话题，弱势群体能不能发声，这些年来，知识分子一直在讨论但永远没有结论，查特吉说：“底层内部是分裂的，完整的原生态的底层声音的承诺和不带偏见的纯粹生活叙述的承诺一样，都是乌托邦”。用一个乌托邦的东西去表现乡村肯定是缘木求鱼的，梁鸿回到“自己”，以自己为坐标，学术语言、文学语言、农民的方言都加入进来，而非虚构这个形式，这个有“我”的形式也许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是内在情感的对应物，三种方式交叉组合，每一种方式都直指“真实”这个几乎没有希望的目的地。学术训练让她能够对各种可能性的诘问都做出了预先的回答，她把学术问题的诘问转化成一个人的观察，一己的书写，不是代言，不是社会调查，更不是为民请命。但是她又比谁都明白，这两本书深受社会关注的原因在于它溢出了文学的范围，在于它的社会性。在“学术”和“文学”之间转换，护卫自己的合理性。她又不吝啬对自己的揭露，比如对请求帮忙办事的亲戚朋友的厌倦和恐惧，在出租屋里难以忍受粗陋的生活条件，奉了真实之名，写作要面对世界，但是我们面对世界时并非为了改变它，而只是为了叙述它。文学人面对世界的兴趣要小于叙述世界的，更不用说行动。写作者不断榨取农村，获得名和利，然后继续去过自己的生活，作家侃侃而谈，而沉默者继续沉默。

最重要的是，梁鸿是不赞同乡村的虚无主义的，这一点在情感上容易理解，但在作品中很难呈现。她说《出梁庄记》不仅仅是写“打工者”生活的，更关注的是梁庄生命的源头，不只是未来，还有历史，过去以及过去对他们现在生活的影响。关注梁庄进城农民与梁庄的关系，他们的身份、尊严和价值感的来源，由此探讨村庄、传统之于农民，也之于我们这样一个生存共同体的意义。她依然相信生命的活力，因为即使在破败的乡村也没有哪一个生命和场景完全绝望，即使被侵犯的天真迟钝的小黑女儿，在经过那样的黑暗之后，她依然在成长，生命依然在蓬勃。那些开始思考精神和信仰问题的梁庄人，思考自己命运和意义的梁庄人，都是梁庄的未来。那些做梦都回到梁庄的人，梁庄到底为什么让他们魂牵梦绕，这个忘不了会不会就是新的生机？他们的未来是什么？是成为城里人还是成为更好的自己？与这个村庄有关的一切，在混沌中还是预示着一些希望之光，尽管“活下去，就是一种反抗”这句话太口号性了。

梁鸿的写作满足了许多人对真实“故事”的需要，无穷的远方，无尽的他人都是和我们有关的，而他们的故事我们终于知道了，如此真实以至于几乎无法面对。满足了背井离乡者的“情感”需要——又从纸上回到了熟悉的生活和亲人们中间，也满足了知识分子对陌生之地实在形态的关注——陌生的人们敞开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暗夜。但她也留下了一个写作者巨大的困惑和自责，是一个疑问重重、探索路途的过程。梁鸿树立了一个写作的标杆，后续的书写者不能轻视的一个无形的标杆，就像李白“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叹。在梁庄的文学世界中，梁鸿毫不节制地使用了炽烈的文字，意切情深。见到梁鸿之后，发现她是个热情、直爽的人，也就能理解她何以在书中把“羞耻”和对自己的谴责如此直白地表达出来。在文学口味上我更喜欢节制的文字，我一度想问一下她，您为什么不让文字节制蕴藉一点呢？作罢的原因是我想如果换成那种文字，可能损耗的就是更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