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汉学界，谈到当代中国文学的译介，人们会不约而同提及高立希的名字。作为德国当今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高立希先生因其对中德文化交流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荣获了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可谓实至名归。

上世纪九十年代，刚听到“高立希”这个名字时我觉得挺好笑，心里琢磨着：人家搞汉学的都叫“君”啊、“汉”哪、“华”呀什么的，这人怎么这么俗，弄了个如此拜金的姓名，还不如直接叫“高利贷”更痛快些！认识高立希先生后才知道，这几个字实际上是他德文姓名的音译，取了其姓Kautz的第一个字母K和其名Ulrich的词尾rich，于是便组成了“高立希”这么个谐音的汉语姓名。高先生的个子还真不矮，身材颀长，面容清癯，满头银发，高鼻蓝眼，典型的日耳曼人外表，又常身着中式对襟褂，足登北京布鞋，中西合璧的形象给人以学者加文人印象，虽已年逾古稀，却仍然精神矍铄，很有点仙风道骨的气派。高先生早年在前东德学习汉语，毕业后到前民主德国驻华大使馆任翻译，位至首席，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地在北京待了好些年，不但是个资深的“中国通”，而且还是个够格的“老北京”。如今，每每回忆起当年在永定河里游泳和被朱德、周恩来称为“Genosse Kautz”（考茨同志）的往事，高立希依然感慨万千。

离开外交界后，高立希主要从事教学工作，文学翻译只是他的业余爱好。笔者曾师从其学习口、笔译教学，受益匪浅，对他治学严谨、循循善诱的教学风格印象深刻，此后便一直视其为良师益友，亦师亦友迄今已有二十余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压抑中复苏的中国文学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春景，从那时起高立希便开始尝试译介中国当代文学并且一发不可收拾。三十年来，在他的译笔下李准、欧阳山、邓友梅、陆文夫、王蒙、余华、王朔、皮皮、王刚等一大批中国当代知名作家走进了德语读者的视野，使其对改革开放后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刮目相看。如果把现今德国的中国文学译者列个排行榜，论质论量高立希先生都首屈一指。

要将灵活多变、捉摸不定的汉语转换为严谨规范、科学逻辑的德文，谈何容易，尤其是带有传统文化特色之处，往往给人以“不可译”的印象。如邓友梅以老北京为题的系列作品，民俗色彩浓郁，相当难翻。其《那五》一书中讲到主人公心急如焚时用了这样一段比喻：“……急得他直拍大腿唱《文昭关》，唱了两天头发倒是没白，可得了重感冒。”倘若直译此段话，德语读者无法明白其中的隐喻。遇到这种情况，一般译者大多添加注脚予以说明；或干脆省略，用简单的描述取而代之。前者会影响文学阅读的连贯性，有碍欣赏；后者则删掉了原著的文化特色，不能达到传递中国元素的目的。怎样既保持源语的内涵，又让目的语读者能够理解和体味其文化含义，是考验译者水平的一块试金石。深谙德国功能翻理论且熟用工具式译法的高立希，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精通德中语言、文学、文化的他，尤其擅解难题，常以其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在汉译德的崇山峻岭里，开路搭桥，化险为夷，牵起一条条通向读者心灵的红线。经其迻译后的这段话，在德语译文里转换成了“这下他的情形恰似京剧《文昭关》中的主人公伍子胥一样，后者走投无路时急得一夜之间白了头，这可倒救了他，因为第二天一早通过敌人关口时就没被认出来。在客栈里白白等了两天后，那五虽然没有长白头发，但却得了重感冒。”这种增补和阐释，兼容于源语之中，做得巧不留痕，浑然一体。诸如此类的实例，在高立希的译著里可谓不胜枚举。陆文夫的小说《美食家》是以苏州为背景，专门写“吃”的故事。“民以食为天”的中华饮食文化渊源深厚，术语典故五花八门，该书篇幅虽不大，但有关“吃”的描述，可谓精细入微，如同姑苏的小桥流水，曲折纤秀，其翻译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高立希运用精深丰富的语言和文化知识，把这部五六万字的小说译得色、香、味俱全，让德语读者觉得几乎能从中读出饭菜的香味来，垂涎欲滴。每当有人问及，他自己最满意的译作是哪本书时，高立希总会不假思索地回答：《美食家》。一次笔者想考考老师的古文水平，故意问他陆文夫在《美食家》里数次引用过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中“臭”一字作何解。高立希回答说：“就是‘臭’（chòu）的意思，难闻呀。”我幸灾乐祸地告诉他：“不对，恰恰相反，应该是‘嗅’的意思，就是飘出的香味。您肯定译错了吧！”不料他幽默地笑道：“哦，是吗？那财主家的酒肉香气与门外的冻死骨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如果说是有钱人家东西多得吃不了，都变质发臭了，而穷人却饿死了，这就形成强烈的对比。当然从科学上来讲，酒是不会发臭的，坏了的酒应该发酸。所以我译的是‘朱门的酒都发酸，菜也腐烂了’，视角似不同，但德文的效果到位了，歪打正着，不算错吧？”

在三十年的文学翻译生涯里，高立希非常重视同作者建立友谊，认为译者与作者之间的良好关系能促成相互信任，这恰恰是透彻理解和译好原著的重要因素。

当年，在小桥流水人家的姑苏，他曾与陆文夫一壶老酒，几碟小菜，大话美食以及吃喝之外的世情；在国际名都柏林陪余华观展看剧，畅谈文化历史；在北京作客阎连科家，酒酣耳热、茶余饭后地探讨作品的结局是否合适。

笔者曾多次聆听高老师的讲座，几乎每次他都会有意无意地提及一桩与王蒙先生交往的例子：在翻译《活动变人形》一书时，他曾忐忑地问王蒙，能否对其作品做些删减，不料后者爽快地回答：“删吧，随便删好了！”每当讲到此时，高立希都会开心无比，很夸张地顺势大手一挥，仿佛这决定不是王蒙而是他自己做出似的。

正是这种与作者的亲密沟通，使得高立希得以细腻入微地领会原著的神韵，从而在斟词酌句时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让自己的译文也下笔如有神，中国的不少作家都觉得，把书交给他译，自己可以放心。

是的，作为译者，只有走近作者，才能走进作品，也只有走进作品，才能译出精品，而只有精品译著才能进入读者的心灵。高立希先生的译本就是既忠实于原著作者又能被目的语读者心领神会的佳作。

文/宋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