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有重回我们生活的迹象。除前阵子忽然暴热的余秀华以及一些打工诗人外，就编者自己而言，也开始被一些诗人重新吸引。在情感、感觉的描写之外，更开始呈现信仰的力量。黄灿然就是其中一位。

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这位福建人，大学毕业后多年来在香港《大公报》任国际新闻编辑，同时成长为一名诗人和一位卓有成绩的翻译家。2011年曾获华语传媒年度诗人大奖，2012年出版的诗集《奇迹集》也在诗歌出版方面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2014年翻译出版的罗布茨基的《小于一》，获得诸多好评，入选多家传媒推荐的年度图书。

编辑最近偶然得到一册他的新诗集《发现集》自印本，今天选其中几首与大家分享。本想和黄灿然做一番简短的交谈，以便写几句编者附识，结果，他的认真回答，让人不由得想完整地呈现。

问：我重新注意到你的诗歌，是偶然在微信公号“读首诗再睡觉”上读到你的《光》。你描述了一个初夏的傍晚，忽然出现的一个出神的时刻，好像万物在光的催化下，“统统向天上望去，好像已忘了人间”，窗外的汽车、小巴、树木、铁丝网，道旁的人、篮球场上奔跑的人……“都不是作为人，/不是作为痛苦、烦忧、爱和恨的人，/而是在光的催化下，融入这大合唱，/像低音乐器轻奏着或被轻奏着……/我已懒得去描述我作为人的那部分活动——/我的灵魂倾听那合唱，至今没有回来”。

这首诗确实有奇迹的感觉。是这首诗把我引向你的诗集《奇迹集》。2013年3月第二次印刷。当代诗歌往往把人带上“布满交叉小径的歧途”，带入个人的丰富性与堕落性，而你的诗歌中有“觉”。好像你坚定地站在了一块新的土地上，有新的带着洞见的生命力，有个人性与整体性的共存。这是你翻译的很多现当代外国诗人作品里也很难见到的，是“你的”。

我手里的这本《奇迹集》是2013年3月第二次印刷的，不知道这本诗集至今印了多少刷？它的传奇都有哪些？

答：说不上传奇。但之前的诗集一般是在别人的支持赞助下才可能出版，而《奇迹集》让我拿到了版税。最初是2006年夏天写了几十首，让复印店复印装订了十多本，就这样在朋友间传开了。其中有一本给了鲁毅，鲁毅的朋友冯俊华看到了很喜欢，便拿去复印了一本，老实说这是我最喜欢的《奇迹集》版本，胜过我自己的复印版和后来的民刊版和最后的广东人民出版社公开发行版。这个冯俊华也就是后来的公开发行版的中间人，不过这是后话。

我写完那个复印版之后，又在2007和2008年继续写。写完后，适逢独立编辑民刊《新诗》的诗人蒋浩约稿，我便把足本《奇迹集》交给他，出版《新诗·奇迹集》专刊，并在最后校对时加进《奇迹集》最后一首诗《颂歌》。

在正式出版前那三年间，《奇迹集》里的诗已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几十首，尤其是在《南方都市报》。“蒋浩版”出版半年内便重印了，主要在鲁毅开的淘淘书店“小的就是美的”上卖，读者反应，无论是诗圈内还是诗圈外，都很好。

我平时不出席诗歌活动，但为了《奇迹集》我破例在深圳旧天堂书店、广州方所书店和上海民生美术馆举行了三场朗诵会，反应非常好。在方所有读者问我为什么破例出来朗诵，我说“纯粹是商业动机”，引来哄堂大笑。在上海朗诵时印象最深刻的是鲁毅用广东话朗诵《这一刻》，效果非常好。还有王寅上来朗诵时，顺便公开了一封我青年时代写给他的信。

《奇迹集》首印五千册，半年后加印三千册，也就是你手头的第二刷。

问：《发现集》是《奇迹集》之后的写作，这个命名又怎样产生的？

答：《发现集》收录的是2009年至2013年，总共五年时间里写的诗。这部诗集，其实还没完全定稿。现时你看到的《发现集》，是精选版或预览版，选了几十首诗，只印了五百册。完全版的《发现集》应该可以在一两年内正式出版。

《发现集》书名的来源跟《奇迹集》有点像。《奇迹集》源自书中一首诗《日常的奇迹》，《发现集》则源自书中一首诗《发现者》。

问：这回答有点潦草，而且完全是技术性的，我总觉得这两个词包涵两个境界。“奇迹”，在我看来，是爱的奇迹，是“爱街上任何一样东西”的奇迹，是“当你是空的，整个地，永远地空着，想想，那是怎样一个世界！你会爱一切”的奇迹；那么“发现”呢？

答：《奇迹集》确实充满奇迹，无论是写诗的状态，还是诗中所述对世界、对人、对自然的感受、感觉和感情。《发现集》是一个随机的书名，当然如果你说它充满发现也无不可。调性、题材、形式和处理手法都比较多样化。最明显的是有一些句子超长的诗，那是我所称的“用散文反对散文”的诗，就是说我对一般叙述性或押韵的诗所表达的音乐感都不满意了，自己内心有一种异乎寻常的音乐感，它不是一般分行诗可以表达的。换句话说，哪怕是押韵诗，从我那种有着异乎寻常的音乐感的状态来看，都只是散文而已，因此我需要用一种表面上像散文的超长句，来表达这种音乐感。其次是一些也许可称为“与神对话”的诗，通过与神的对话，例如与智慧之神、正义之神、谴责之神、死神的对话，来讨论生命问题、善恶问题、因果报应问题等。第三是讨论一些社会问题，包括极权问题、审查问题、腐败问题。还有若干是翻译、改编自外国作家的散文和小说的，例如《桑丘睡眠颂》和《加缪说佛》等。相对来说，《奇迹集》是集中型的，《发现集》是放射型的。我自己觉得《发现集》比《奇迹集》更好，也更多样，一些朋友和读者私底下也这么认为。但这只是就精选版的《发现集》而言，完整版由于还未定稿，所以我自己也无法看清楚它的真面目。

问：是什么原因让你放弃了《大公报》的工作，选择从香港回到内地？

答：我搬到深圳，几乎不是一个决定，甚至不是一个选择，而更像是冥冥中的安排。首先，介词早在我搬来之前，听一个徒步者说有个海边村很漂亮，由于他一直想找一个小村子来避静，所以他第二天便导航开车到洞背，很快便租了一个小单元，然后时不时会有朋友跟他来村里看看。在介词租住了半年后，陈东东从上海来深圳，问我能不能过来一聚，我们十年八年才见一面，所以我立即请假过来。恰好凌越打电话来，说要到香港看望我，听说我要来一趟深圳，便改变计划，也来深圳碰头。在深圳，有朋友说要到一个海边村子看看，我心里还说这么小资干吗呢。

结果发现这个村子并不是渔村，而是海边山村，居民不是渔民而是农民，或者说前农民。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干净和安静，还有就是空气好水好阳光好。当晚深圳几个诗人张尔、莱耳、桥便合租一栋独立式的三层屋子。四川诗人孙文波每年都会到张尔那儿做客过冬，所以便住到那栋屋子里去了，还代张尔看一条金毛狗淘淘。很奇怪，我说过我老家山明水秀，我去到哪里都不觉得新鲜，但我却老是想起洞背村。

兵分几路。我离婚后卖了房子，跟女儿一起租房子住。我发现，房租和基本开销已占去工资大部分，而我吃东西稍微讲究些，我一份工资不是很够用，有时候还得补贴点。没理由吧，贴钱去做一份全职夜班工作？尤其是，我越来越渴望不用做夜班，不用在冷气环境下工作。还有，公司正在实行和即将实行的一些变动我也不喜欢。另外，我女儿打算辞职离开香港，回大陆学文身。而我觉得学文身比读博士好。这样一来，我还留在香港干什么呢？所以我几乎跟女儿同时辞职离开香港。很奇怪，无论是离开香港还是离开报社，我都没有丝毫留恋。也许是因为我在香港呆了三十多年，在报社呆了近二十五年了。廖伟棠说我离开香港，给城市诗带来很大损失，而我想，我近期几本诗集写的主要都是城市，也许来山村正好写写山村诗呢，如果不是山水诗。果然如此。我下一本诗集会叫做《洞背集》。已写了一百来首。

问：最后谈一谈你诗中的“觉”。你的诗中有对城市生活的觉，对永恒和短暂的觉，对杰出与平庸的觉……能请你专门谈谈对“贫穷”的“觉”吗？在《微光》中，你说“他们正不自觉地领受着贫穷赠予的幸福……此刻，在上帝那幽暗的人类地图上，他们一定是两点微光，摇曳着。”在《礼物》中，你说“那一刻我领导了母亲和贫穷给予我的礼物，它一直是我的护身符”，还有其他很多地方出现的对贫穷的赞美，与对清贫生活的选择。

答：最好的事情和最美的事情常常发生在穷人身上，或一个人贫穷的时候，就文学来说，我们中国亦有所谓文穷而后工之说。《发现集》中亦有一首诗（没有收录在精选本里），叫做《释有福》：

穷人好比自己不知不觉写出的一首好诗，但他们不识字或不敢说这是诗而且是好诗。富人好比自己处心积虑去经营的一首坏诗，并告诉自己这是一首好诗。耶稣说穷人有福了，那是因为穷人真的有福，而不是要应允穷人将来有福。

因为穷人好比一首好诗。他不是说你们将来会成为好诗或会写出好诗，而是说你们就是好诗。读懂它吧。现在再举我身边的例子吧。我去年下半年搬来深圳洞背村住，有一天我和四川诗人孙文波走到我们村子一个小山头，俯视山脚一个别墅区，我不禁笑了，感到好荒谬。我住的房子很宽敞，环境和空气都要比下面的别墅好，而租金是一千块。下面的别墅，一座可能要数百万或一千万。如果某个有钱人跟朋友说，我在洞背村租了一个一千块的单元，可能朋友连听都不想听，更有可能的是，这个有钱人可能连提都不想提。但是如果他说我在洞背村下面买了一个一千万的别墅，不但他自己会讲得眉飞色舞，他的朋友也会听得目瞪口呆或充满好奇或充满羡慕。这个有钱人不但需要这一千万的别墅，而且要有配套，他才安全。这配套就是周围邻居都是同等有钱的人，这样他才感到自己这样做和这样住是对的，是无可置疑也无人会质疑的。贫富就是这样一个观念游戏！我相信我和孙文波生活都要比下面的人好，但没人会相信！

但问题不在于贫与富孰优孰劣，而在于贫者本身也受跟富者一样的贫富观念影响，不懂得自己的美与好，但我相信有一小部分贫者是懂的，就如同富者同样会发现富之空洞。而就我自己而言，我很早，非常早，可能是青年时代甚至少年时代，就知道贫者不贫，富者不富!

（提问：周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