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诗本事

在那些与诗歌有关的故事中，凡是涉及创作缘起等背景的，被称为该诗的“本事”。

诗本事大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记录下来虽然比较晚，但早已有所流传，因为大有意思而脍炙人口，既然人们喜闻乐见，于是便有人将它记录下来。这样的文本也许未必完全可靠，但总算是事出有因，也有某种根据，足以作为研究诗歌的重要参考。在许多诗话、笔记一类的书中，这样的小故事甚多，唐朝甚至出现过专门的《本事诗》（唐人孟棨著）一书；近人陈登原先生编的《唐人故事诗》（南京书店1931年版，有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影印本）则是这一类诗本事的汇编本。在周勋初先生主编的《唐人轶事汇编》（上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更有许多关于唐诗本事的片段。

另一种所谓诗本事，是后来的研究者根据他们读诗的体会推测研究出来的，如苏雪林《李商隐恋爱事迹考》之类就是如此。这样的著作读起来很好玩，有的简直像是小说，但往往未必靠得住，必须根据可靠的资料和情理来加以判断，不宜盲目相信。当然，如果既有丰富可靠的材料为依据，又能从相关作品里发掘一些细节方面的信息，然后加以综合研究，写成文章或专著，那是很好的事情。

《人间词话》的两个观点

王国维《人间词话》书名虽然仍用传统的“词话”，而内容相当新，自有其体系，而且明显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向着现代形态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人间词话》理论精华甚多，一向得到很高评价，但其中也有些观点颇可商讨，试举两点来看：

一，“诗人不必多阅世”，如李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而词作极高明，“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按此说的论点和论据不相应。李后主先当皇帝，后成亡国之君，落差极大，阅世甚深，其词中的感慨与此密切相关，由此岂能得出“不必多阅世”的结论！

王国维受康德和叔本华哲学浸润很深，康德是讲先验论的，先天的悟性决定一切，叔本华则强调人类的意志具有绝对的头等的意义；王国维也跟着说：“美之知识，断非自经验的得之，即非后天的而常为先天的”（《<红楼梦>评论》），意志的客观化就成为美；似此则确乎不必多阅世；但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大胆假设。事实是文学史上的大人物往往是阅世很深的人，屈原、陶渊明、杜甫以及后来的曹雪芹无不如此，李后主也是如此。二，王国维将境界分为两种：一为“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一为“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按这样来分类恐怕不大周密，所有的境界里皆不可能完全无我，只是“我之色彩”或显著或隐蔽而已，哲学意义上的“以物观物”是不可能有的。

王氏立论有轻易处，这正是古代词话里最常见的情形，这样的议论虽然可以给人以启发，但与周密的理论仍然不可同日而语。

第一读者问题

现在人们写文章，准备在报刊或其他媒体上发表，是打算给广大读者看的，当然也会有预期的读者，即大体框定在某种文化水平或某一特定的圈子。对象不同，文章的写法自然有别，例如给同行专家看的是一种写法，普及性的文章又是一种写法。这里面还可以分得更细一些。

古代的情况不同，那时没有大众传媒，有不少作品原先是写给某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看的；传播开来以后读者当然也可以比较多，但作者心目预设的读者往往只是少数人，或者就只是一个人——这样的读者可以称为第一读者。

地位最高的第一读者是皇帝，低一档的则有太子、诸侯王以及其他政要。古人的有些作品，例如上书，像李斯的《谏逐客书》以及后来那些标明上某某皇帝书的重要文章，其第一读者就是皇帝陛下。献给朝廷的大赋，像司马相如、扬雄之所作以及杜甫的《三大礼赋》，也是专门写给皇帝以及他贴身的几个要人看的。许多应制、应命的诗赋，其消费者是皇帝、太子、诸侯王之流。在科举考场中产生的诗文，其第一读者是主考大人以及他的助手。如此等等。当然还有许多作品（例如赠答诗、唱和诗、书信、墓志）的第一读者是某些特定的普通人，例如家人、亲戚、朋友、请托者之类。凡是读这些本来有特定读者的作品，我们固然要深知其作者，也要关注其第一读者，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

美国资深汉学家傅汉思（HansH.Frankel）先生在《梅花与宫闱佳丽——中国诗选译随谈》一书的《前言》中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道：“与诗歌的交流可被比作人际之间的交往。要了解一个人可以有两种方式：你可以尽可能地努力找出关于他的童年、背景、父母、祖先、亲属、师长、朋友同事以及反过来曾受过他影响的人的相关情况，或者你也可以接受此人现有的状态，研究他的外貌，感同身受地倾听他诉说的一切，享受与他的相知相伴。我选择的是后一种方式。”（王蓓中译本，三联书店2010年版，前言第2页）就他的研究重点而言，他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很好的，但我们要对其人有更深刻的了解，前一种方式也是不可或缺的；研究作品也是一样，把它孤立起来细细地看固然可以，而有时仍然有必要在各种联系特别是在与读者的联系中来观照和分析它。

一份作品产生以后即成为独立的存在，与作者无关，与原先的读者也无关，成为一个所谓“文本”，然后就轮到现在的研究者来“关门打狗”——这样的观点和做法，在中国古人来看，是奇怪而难以接受的。

文/顾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