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勇

说虞岫云是位诗人，当然不错的，她留给文坛的唯一著作就是诗集《湖风》。并且整理好第二本诗稿，仍将由现代书局付梓，当时的杂志《现代文学评论》《马来亚》都发了消息，只是出版人因事才出版未果。其实虞岫云也创作小说，当时报刊的“文讯”又报道过她将出版小说集的消息，只是如今知之者甚少。说虞岫云诗歌内容“忧郁”“颓丧”，也大体不差的。一个十八九岁未曾经历多少世事的女孩，患病离家，孤寂地寄居西子湖畔疗养，那种病中少女的“愁滋味”可想而知。鲁迅的《登龙术拾遗》未予点名地讽刺某女诗人“啊呀呀，我悲哀呀！”《鲁迅全集》注释坐实此女诗人指的是虞岫云，她便这样一度不很光彩地被定格于历史记忆。后人以为虞岫云仅此而已，有人说，“这样诉苦叹愁的一个小姐，正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似的”。今日再提及虞岫云若还以为仅此而已，那就不能不说有点冤屈她了。

出版于一九三零年的薄薄一册《湖风》并非虞岫云创作的全部，单以《湖风》来论定这位女诗人，必定会以偏概全。她的若干集外诗歌，不是一味蹲在湖边自怜，也曾看湖外的世间辛酸、云际变幻。代跋的《后面要写的几句话》里她已自省：“近来我也很想写些有生气的东西，几月来鼓着勇气来写，结果总是失望的走入旧路，即使写成，也好似含着眼泪装着苦笑。”此话或许是诗人自谦，或许此时她暂未摆脱欲转变却尚不自如的窘况。很快她真正地激扬起来，《寒夜之声》大概可以验证：

凶暴无忌的北风，刮着那阴冷的雪花。紧逼着暗淡的路灯，抑塞着凄惨的长巷，满显了冬之夜底脸貌的狰狞！在这死沉的包围中，远处送来了苦力们叫喊的声音——庞大的车轮，转动着古和今的运命。银白的雪地，深刻着潮和汗的足印。高楼上拥着锦被的人憎恨他们这扰梦的呼声，长檐下吃饱了的狗也惊吠着他们的形影。努力呀！“杭！育！”莫顾风雪的猛烈，黑暗的欺凌。你且听！那无私的晨鸡正在高呼了：“是神圣者的脚啊！才能踏破社会的不平!”“是神圣者的血啊!才能放出世界的光明！”

这般高亢的诗情足以见出，人称“忧郁的女诗人”，诗风上也不尽是“我悲哀呀”，确有过“金刚怒目”的一面，且不只是偶一为之。再录一首《过渡时代的牺牲》：

在黑夜沉沉的东海之滨，幽囚着无数被运命判决□的牺牲。几千年来宗法社会的枷锁，紧紧地束缚着可怜的她们；她们由凄惨的呼声渐渐地激成狂大的吼叫。这狂大的吼叫啊，曾震破了那壁“礼教”的牢狱之门。这凄惨的呼声啊，曾惊醒了那般美梦正酣的人。虽然，这牢狱之门模糊不清，在星光下还显着黄金似的的运命，但，已掩蔽不了那历久残杀的血腥。企望这罪恶的全部摧毁，只待东方再现着光明；可怜的她们啊，喊破了喉咙，爆裂了心胸，在这漫漫的长夜里，只做了个过渡时代的牺牲。

此外如《胜利》，如《一匹战马》，看题目便可想见决非“啊呀呀，我悲哀呀”一流。《赠SS女士》勉励友人：“努力！别走向那颓丧的路去！若不怕那荆棘刺出了血，也得能走到峻险高山之顶，奋勇，向前，尽你的力！”（诗中一节）即使悼念诗篇，写给徐志摩这样柔情似水的文人，全诗虽短短八行，竟同样显示出高亢昂扬气概：

原野布满了狂风，

狂风吹起了灰尘：

痛快的飞腾、喊叫与奔跑，

是这一个走掉了的诗人！

关外布满了马蹄，

马蹄踏断了草颈。

这时应当有千百万首诗，

我们在需要一个诗人！

比起同时期一些名家悼徐的诗篇，包括男性诗人的作品，虞岫云要胜几分豪气。无须再引，这类诗歌集中来阅读，还能说她只“诉苦叹愁”么。你可以苛求它空乏，浅薄，然而不应否认一个青年的正直，善良，真诚向往人间的善与美。她摊到了富商巨贾的祖父，哪里算她的错。身居豪宅而不耽声色犬马，怀一颗文艺之心，吟咏真善美，倒正是她的可取处。

至于《湖风》里的忧郁，曾遭人“失恋”的猜测，女诗人则明确否认。她的解释是，那些颓丧作品，“都是为了我那最爱我的祖母逝世而写成的”。后人有说忧郁正是她湖畔养病所致，这真是不易排除的原因。但我想，一个更重要的潜因素可能是，她的一位高小同窗，本身体强健，不料患伤寒症骤然病故。虞岫云作《哭张君芝芬文》说：“一时思想便转入悲观，觉得人生实在空虚。芝芬啊，你落得如此结果，真足以令我怀疑人生、诅咒人生不置！”那时虞岫云刚是六年级小学生。这大概是她首次经历人生无常，精神戕害厉害。所以，不该笑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作为文艺青年，忧郁确系情感流露，她无非夸饰了杯水风波，毕竟不是完全无波。

虞岫云好像也填过旧体词，至少有过一首《浣溪沙》，惜未得寓目。她早慧，文采竞秀的《哭张君芝芬文》出自十三四岁女孩，实在难得。早慧的女孩不少，成大器的不多。日后虞岫云人生毕竟超越不过豪宅深院，纵然不乏现代都市的社会活动，但来去车马，结交不外豪绅富贵。她的生活体验仍极为有限，贫乏生活尚能支持写些短诗，对于需要较多生活积累的小说体裁，捉襟见肘是难免的了。虞岫云短篇小说，较之她的诗歌，内容反而格外“忧郁”，不出乎思亲、失恋的伤感。艺术上，她大概不大分得清散文和小说的区别，不知两者不是一种体裁。有些散文，所写不是她的经历，虽然那份情感是她的。有些标作小说的作品，其实只能算是散文。笔墨仍重在直接抒发情感，感受未必不真切，但无力摄取生活场景或细节以支持。小说不可少的描景状物，又缺乏独特的观察、体验，仿佛他人不成功的小说的摹写，未脱学生腔。当然小说不妨散文化，虞岫云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说句刻薄话，不知虞岫云小说也罢。

虞岫云与曾今可过从匪浅，许多作品在曾的刊物上发表，曾也卖劲为之宣传。虞岫云订婚之际，曾今可赋词《好事近》公开披载：“喜讯到寒窗，闻到佳期将近；美满姻缘如此，应是前世料定！春深似海百花开，鸳鸯约同命；花好月圆人同寿，长看双双影。”词写得并不高明，只是应酬之作，表其殷勤而已。除显露他们的亲近，读者并无所得。虞岫云夫君陈宪谟系财会专家，但积极投身早期话剧运动，与虞岫云同台演出过《威尼斯商人》，不知是否由此结下了良缘。似乎婚后女诗人诗性尽失，成为文坛匆匆过客。到一九八零年春虞岫云题签《湖风》送人，敝帚自珍亦人之常情。总体而言，虞岫云的创作实绩不副其一度享有的声誉，而那声誉之得显然和曾今可大力鼓吹相关。鲁迅厌恶曾今可，曾、虞近乎，难说不正是这点引发鲁迅不快，于是顺带讥讽，女诗人做了失火城门下的池鱼。传闻“一九三四”年虞岫云与鲁迅都出席了赵景深设于中华饭店的婚礼，给人以两人曾有一晤的印象；还说与席的有沈从文等。此传闻似不大靠谱。那天鲁迅日记有记：“李小峰之妹希同与赵景深结婚，因往贺，留晚饭，同席七人。”年份在一九三零年；谓留饭，看来不像在饭店；沈从文与鲁迅早有嫌隙，更不可能安排他们同席；虞岫云躬逢的可能也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