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溶溶
我曾经在南京西路梅龙镇酒家楼上读过几年大学。这大学是大夏大学。上海大夏大学原址在今天的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抗战时期它内迁贵州，但有一部分职工留在上海“孤岛”，继续办校，让留在上海的同学继续上课，沪校地点就在今天南京西路江宁路口重华新村内的梅龙镇酒家楼上。结果一办就办到抗战结束，重新并入迁回来的母校。1942—1945年我就是在这个大夏大学沪校上课的。
我进大夏大学读书，只为了要一个大学生身份作为掩护。不过我想，既然进学校读书了，就应该长些知识，长点学问。我觉得自己中国文学根底太差，不妨趁此机会读些古书，于是进了中国文学系。而大夏大学最有名的是教育系，当时上海许多学校的负责人和老师都是大夏大学的毕业生，所以读教育系的学生特别多，别的系学生较少。在校时，我也常被大夏教育系的同学请去在他们任职的学校代课。
大夏大学沪校在梅龙镇酒家的二楼三楼各有几个房间，校舍就这么一点。学校负责人是鲁继曾老师，他是我雷士德中学同学鲁平的父亲，是位老教育家。中国文学系的系主任先后是刘大杰老师和郭绍虞老师。我进大夏大学得到这两位大师指导，真是太幸运了。中国文学系的老师还有周予同老师、程俊英老师等。
我到大夏大学读书虽然只是为了要混一个大学生身份，但我在大学读的每门功课成绩都很好，也证明我这个人好学，是真心读书的。
我特别要介绍一下我们的中文系主任郭绍虞老师，他当时在开明书店工作，到大夏大学来只是兼课。他本来在北京燕京大学，因为老朋友周作人附逆，郭老师为了跟他划清界线，举家南迁，把家眷安顿在家乡苏州以后，他一个人到上海开明书店编《国文月刊》。他住也住在开明书店，我去看过他，他睡在顶楼的一张帆布床上。郭老师每天上课走着来回，我常常陪着他一起走。我是在1945年毕业的，这时正好日本人投降。接下来郭老师离开开明书店，转到同济大学专职负责中国文学系。他曾亲自到我家里邀请我担任他的助教，我马上想到我的中国文学根底不深，将来学生写的诗词歌赋要我改，我可没有这个本领，只好婉言谢绝了。但我以后跟郭老师交往不断，我们都是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他后来还担任了副会长。
日本人投降后，迁往内地的大夏大学迁回上海，梅龙镇酒家楼上的沪校就停办，回到母校。解放后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合并，在大夏大学原址上建立了华东师范大学。
解放后我曾有幸和大夏大学原校长欧元怀老师一起上庐山，他曾得意地告诉我，周扬、戈宝权也是大夏大学的校友。
我在大夏大学没有任何活动，可是据我后来知道，大夏大学也有中共地下组织，领导这个组织的正是我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陈向明同志，但是他们没有找过我，倒是解放后审干时，陈向明同志给我打过“保票”。
不过我读书的大夏大学当时虽然在梅龙镇酒家楼上，可我这名大学生一次也没进过梅龙镇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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