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丹

杨大大是我家资格最老的保姆，为什么叫“杨大大”呢？似乎无从可考，反正从小就叫她杨大大。对我而言，杨大大不是保姆，是亲人。在妈妈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农村的许多年里，我都是和她一起生活的。在我的记忆里，杨大大是河北省三河县人。小时候，杨大大常说要带我到她的家乡去玩，他们村边的小河，村里的柿子树和酸枣树，以及新鲜喷香的烤玉米都让我无限向往……可是直到她老人家过世，我都一直没有机会去三河县。

杨大大不识字，但是会讲很多故事，会唱很多歌谣。在夏日的星空下，在冬日的厨房里，我似懂非懂地听着“杨乃武与小白菜”、“梁山伯与祝英台”、“秦香莲”、“穆桂英”之类的故事。“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歌，我至今还会唱几句。“月亮走，我也走，我给月亮倒杯酒……”的歌谣，现在连我女儿也会背了。

杨大大裹过小脚，喜欢穿白色或蓝色的大襟褂子，挽着发髻，好像一年四季都没有什么变化。

杨大大待我特别好，在我的记忆里，即使我气她的时候，她也从来没有责骂过我。我小时候非常淘气。有一次杨大大从幼儿园接我回家，路过燕南园小操场，我突然往地上一躺，赖在地上不起来。杨大大没有办法，只好背我回家。从幼儿园溜回家，逃学之类的事情后来还发生过几次，害得杨大大迈着小脚到处找我。燕南园有一道围墙，离地面挺高的，我常常在墙上跑来跑去，一副胆大包天的样子。至今我还记得杨大大焦急的目光，她不敢大声叫我，唯恐我一紧张会掉下来。

有一次妈妈问我对燕南园最早的记忆是什么，我说记得杨大大背着我一路小跑到什么地方去，四周黑洞洞的。妈妈说那可能是夜里发烧，杨大大背着我去医院。那时候的医院在靠近未名湖畔的生物实验室，要走很远的路。那时我两岁。一年后，校医院就搬到勺园附近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我六七岁，老实说，我对饿饭没有什么印象。记忆里杨大大总能弄点什么可以吃的东西。我们家一墙紫藤萝，开花时节很香，花蕊有淡淡的甜味儿。我小时候热衷于爬墙上树，杨大大把我弄到的藤萝花拿来洗干净，掺在棒子面里做成饼子，非常好吃。

杨大大喜欢种地，在我家后院里种着一大片菜地，有扁豆、萝卜、倭瓜等各种蔬菜。爷爷喜欢吃苋菜，我从小就知道那种商店里买不到的紫色的菜叫苋菜，对高血压患者有益。除了各种蔬菜，最吸引附近孩子们的是一片草莓。杨大大有时会跑到燕南园墙外的公厕拎回来一大桶粪，弄得园子里臭气冲天。可是当市场里很难见到的草莓吃到嘴里的时候，我早已把那难闻的气味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园子里的樱桃树结的果实才是真正的樱桃，而不是我们现在常吃的那种深紫色的、像海棠一样的东西。那种樱桃小小的，深红色，有点透明，像玻璃珠子一样挂在树上，盛夏时节引来无数的蜻蜓，景象颇为壮观。

在杨大大看来，燕南园外的孩子都是“野孩子”，多次告诫我，不要带“野孩子”进来糟害她的园子。当然，这全是耳旁风，当大人们午睡的时候，常会有几个吃得满嘴血红（偷吃草莓和樱桃），或者满口深紫（偷吃桑葚）的孩子和我一起坐在阳台上笑。

“文革”来了，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改变了。菜园子没有了，樱桃树没有了，满院子的丁香、海棠、藤萝、槐树都没有了。杨大大尽她微薄的力量，保护着我们度过“文革”最初最混乱的几个月。在一个炎炎的夏日，杨大大被造反派遣送回乡了。我还依稀记得，在我们家最后的日子里，杨大大一边篦头发，一边叹气。

下乡八年，恢复高考，出国留学，结婚，生子，种种，种种，当我去国多年后第一次回国时，杨大大已经永远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