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明明

南通口头妈走了，她叫丁桂芬，是我妈妈两个姐姐中的小姐姐。大概40年前，她在端平桥菜市场摆摊贩些杂货，我是很羞于坐在她那辆有个小拖斗的脚踏三轮车上招摇过市的，我大小也是个从上海回南通过暑假的“红小兵”干部，所以我宁可跟在后面走路。她会说：“明嘿（明明，南通话称呼小名时的助音词），你腿短走得慢，上来快点。”我就更不愿意上去了。

那个时候的教育，讲“劳动者最光荣”，但实际我们看到的劳动者都是吃皇粮的工人或店员，我对“劳动者”最贴近和真实的认识都来源于这个小姨妈。从小我们跟着家人邻里叫她“口头妈”，口头是门口头的意思，这个称呼的来历，现在连她的亲外孙都不知道了。

日本人侵入南通时，外婆带着一帮孩子逃难到南通乡下观音山，当时9岁的小姨妈，被留在乡下做了童养媳，18岁就成亲，接连生了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小姨夫得了肺结核，丧失了劳动能力，日子过不下去，嗷嗷待哺的孩子濒临饿死，小姨妈推着一辆独轮车，载着我四个表姐表哥，几十里路从乡下飘零回到城中娘家。还是大爷爷出的主意，让姨妈与姨夫离婚，恢复了城镇户口，得到了够活命的粮食定量和煤球。

外公家或说舅舅家在孩儿巷木行桥附近，有个院子，院内北头有一排三间砖墙瓦房，面西朝向大路的，是一座打横的三间茅草房。墙是泥坯的，屋顶盖着稻草，中间一间同时是出入院落的通道，穿堂风过，一盏灯总是晃晃悠悠，旁边还兼着厨房，烧着煤球炉，低矮的房梁上挂着竹篮，里面碗扣碗放剩菜。小姨妈带着孩子被娘家接纳收容，在茅草房的披间的立锥之地安家立命，所以大家就喊她“口头妈”。

印象中口头妈一直没有正式而稳定的工作，靠在生产组或打些零工讨生活供孩子读书。马路对面有一家针织厂，主要生产白纱线手套，“文革”宣传画中常见的产业工人戴的那种。织机上下来的手套指尖都是开口的，要手工钩扎。那时常见口头妈整筐整筐从针织厂领手套回来加工，和我表姐表哥们一人手持一个头部有锁扣的钩针，提拉如飞收拢手套指尖。那时货币计量单位很小，干几天，几百几千个手套做下来，大概是几毛钱收入吧。我也曾好玩帮着钩过，要求手指像弹钢琴一样灵活，又要像引擎一样不断机械重复，反正我是玩两下就放弃了。

就这样靠着日积月累，孩子逐渐长大有了工作，应该是在1972年，我妈妈给了小姐姐20元人民币，口头妈终于在孩儿巷人民路北面，置了一块地，盖起了三间大瓦房。盖房借了不少钱，所以不断找赚钱的营生，摆摊卖杂货水果就是其中一项。记得90年代，口头妈到上海监督独自读高中的大孙子（返沪知青子女），来我家玩时说上海太好赚钱了，她每天包几十斤粽子，烧好了到交大宿舍区卖，一息息就卖光了。她就是做惯了停不下来、享不了清福的命。

她平时把做买卖赚来的零钱小票都用手帕扎好，积到一定程度换成大票，这时问题往往就来了，不是被小偷偷了，就是自己藏得太好找不到了。遇到这种时候，看到她着急拍腿欲哭无泪的样子，我真心是又气又恨。最严重一次，似乎是她参加“抬会”，可能是会头卷款跑路了，损失很大。她就是那种小处很精很细很会打算，但大一点地方就很容易被忽悠上当的那种人，南通话俗称“耳根软”，容易听信别人，从不揣测别人有坏心。

口头妈从小就是“笨人”，不聪明、不乖巧，也不漂亮，个不高，一双小眼睛，圆脸，以鼻尖为中心，皱纹以汇聚状堆着笑意，从我小时候到现在五十年了，她的样子就再没变过也再没老过。有时这笑脸也泛出小狡黠小不屑，特别是对特别亲的人，她会眨眨小眼睛，以示对某人某事某句话，心照不宣的不屑和不满。比如她一直认为我妈妈对家里帮助最大，也最吃亏，别人谈家里房子财产如何如何时，她就会对我眨眼睛。口头妈上面是精明强干的大姐、家族掌上明珠的大哥，下面是知书达理的小妹，所以重大议题她是没有发言权的，重要活动她也不会在中心位置，打打酱油，但也总缺不了忙前忙后招呼照应的她。

我觉得所有人都活得比她聪明，但所有人都没有她更懂得生活最本真的面目。

我出生在南通，当时父亲在青岛海军部队，母亲在北京工作，所以在南通生下我，托外婆带，直到我三四岁时，外婆去世，才把我带回北京。由于外婆宠爱，整个家里人都宠我这个“大少爷”，以口头妈为甚，很多我小时候的事，不但我是从她那听到的，搞得小辈也人人皆知。

母亲做完月子回北京上班，家里在东门给我找了个奶妈，口头妈发现我吃了一段时间奶没长胖，就偷偷突击侦查，发现奶妈给自己孩子吃饱了，轮到我奶不够就喂些米汤水。这下口头妈不干了，顿顿都要监督奶妈先把我喂饱了才行。我小时候一口蛀牙，所以平时老严肃地抿紧嘴，这在她的故事里也成了我的荣耀。说外婆把好吃的糖果饼干都放在一个铁皮罐子里，放在床头，随时让我吃，晚上照吃不误，其他表哥表姐碰都不能碰。

这种从外婆那延续的宠爱，加之我在大城市上海读书，又是个捧着书不放的书呆子，所以被老迷信的口头妈渲染成文曲星下凡，是百事皆能的神童。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夏天，家里突然来了好些凶神恶煞的人，小孩都被屏蔽在外面。我大舅是南通房管局的秀才，写得一手好字，凡有最高指示发布，他都会奉命连夜上街写标语，这天写的是“坚决镇压反革命”，可能是刷的多了，有一处漏掉“反”字，结果天一亮他就成了“坚决镇压革命”的“反革命”。“革委会”之类上门要抓人。全家人吓得大气都不敢喘，只有我口头妈不管不顾，也许是病急乱投医吧，拖着我走向堂房间，带着哭腔恳求：“明嘿，你去给叔叔们说说，求个情，你舅舅不是故意的，求他们别抓他”。

虽然这事后来因为我外公外婆家成分好，又因为小舅舅在海军服役时因公牺牲，家里是军烈属，算大事化小。但口头妈危急中挺身而出又寄我于厚望的形象我永远记得。

二十年前口头妈经人介绍，和残疾的离休干部老马结为伴侣，虽然照顾轮椅上的老马也很辛苦，但她不以为苦，两个人相濡以沫，口头妈脸上皱纹越来越少了，日子过得是舒心的。丁家有长寿的基因，过九望百都是平常事，去年她八十五，端午节那天还骑着她的小三轮，无证摆摊卖她自己编织的撞蛋挂囊。大家都没想到，她会得结肠癌，从查出来到走就短短一个月。

口头妈是最平凡最朴实的劳动者，像那种最不起眼的本色布，没有染织，没有刺绣，但却最结实最柔韧，摸着穿着都舒服。不管我们是小孩子时，还是四五十岁人到中年，每次见面她都要把你揽到身边，像对孩子一样揽到怀里，才能表达她的喜爱。以后没这样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