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纲

人类学家的特点就是任性，他们无羁无绊地研究陌生人的社会……“华侨”曾经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群体之一，要排除那些浮光掠影的肤浅理解，深入地了解他们，就需要借助人类学家。于是，在雅加达想起了施坚雅。

2014年初春的一天，印度尼西亚鹰记航空公司的飞机降落在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阳光明媚的季节里，终于来到了萦绕于胸，却是从未履足的城市——雅加达。雅加达并不是一个华人喜欢的旅游城市，尽管有很多华侨居住在这里。同航班的上海旅客，大多转机去了度假圣地巴厘岛，只有寥寥几位因公出差的人才过了海关，直接进到这座东南亚最为壮观的国际大都市。

总觉得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纯旅游，是一件不太有意思的事情。如果只是为了透透空气，换换环境，那旅游局拍的风光片还要仔细有趣一些。选择做人文学者，一生会有很多难处，惟有一个独到的乐趣，就是到哪里都不陌生。借助前人的研究，你可以进入原本完全陌生的社会，看到一般游客看不到的东西。有内涵的旅游可以倒过来做，先把书中的相关内容读透、查明，再到当地去踏勘、验证。身游与神游的合体，才是出行的真谛；虚实相间的旅游，才会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感受。受法国亚洲研究协会邀请来雅加达开会，事先读，随身带，不停翻的书，就是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先生的著作。

施坚雅（William Skinner,1925-2008）出生在北加州湾区城市奥克兰，与旧金山市一水相隔，一桥相连。施坚雅从1956年到1958年住在雅加达，花了整整两年时间研究印尼华侨。这位前辈学者对于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研究，对正确理解南洋华侨很有帮助。凑巧的是，另一位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2006）也是旧金山人。格尔茨在1956年完成的著作《爪哇的宗教》，对印尼巴厘岛上多元文化做了透彻的研究，在西方社会引起轰动，从此游客趋之若鹜，大家都去看土著人“斗鸡”。和美国同行聊天开玩笑，说学者的专著可以开发旅游，举的例子就是格尔茨，他是巴厘岛旅游之父。比较而言，施坚雅在同一年里，同样也是在印尼爪哇岛完成的雅加达华人研究，就没有多少中国人关注，华人游客仍然不喜欢雅加达。“文革”以后，中国学者知道了施坚雅的著作，并由此讨论过“市场圈”理论，但他关于印尼华侨的研究却很少提及，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雅加达是东南亚华人的伤心之地，给国人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惨痛记忆，难怪游客们都是直奔巴厘岛而去。但是，不断的种族仇杀，到底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形成的，我们并不十分了解。身在雅加达，再读一读前辈学者的研究，马上就会感觉到“印华分居”的种族隔离状态是多么危险的境地。会议在雅加达中央公园地区的铂尔曼酒店举行，这家国际连锁酒店位于一座巨大的城市综合体之内，十几幢三四十层高的大楼，酒店、公寓、商场、食肆、医院、学校、办公楼，应有尽有地集中在一起，俨然是一座城中之城。出租车司机是印尼人，英语只能说单词，车到酒店，他不停地挥手嚷嚷：“Chinese,Chinese,all Chinese”，意思是说这个城中城的居民们，全都是华侨，没有一个印尼当地人。崭新的楼盘，表面上和上海、北京、广州、香港式样的新城市广场差不多，细看则规模更大，功能更全，水准更高档。店招通用华文，繁体、简体都有，华语也是兼用闽南语和国语。强烈的民族认同，华人把自己与当地人区别得明明白白。还有，城中城在周围低矮破旧的棚户区中显得极其突兀，学者们概括的“印华分居”格局也是清清楚楚。奢华而封闭的华人社区，令人想到了“唐人街”，这就是最近十几年印度尼西亚经济高速发展中形成的“新唐人街”。

印尼的华人群体中更加富裕，更加高调，这种说法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的华人圈内有口皆碑。按施坚雅在1950年代的统计，华人占印尼人口的2%，却拥有全国经济的三分之二，在东南亚各国中是最高的。1960年代印尼实行国有化，没收了很多民间资产，但在私营经济领域，华人仍然占有80%。1997年在马来西亚沙巴开会，华人领袖张主教告诉我们说：马华人家，佣人只用一个，印尼华侨却喜欢用上六七个，一个开车，一个看门，一个管家，一个……反正便宜。由于贫富分化，社群对立，印度尼西亚的政客和军人一度煽动种族仇恨，借以转移社会矛盾，排华运动也就此起彼伏，极其残酷。1965年和1998年，印尼的两次种族大屠杀，成为海外华人最不堪的“黑色记忆”。痛定思痛，雅加达海南会馆的老华侨对我们说，华人没有主动融合到本地社会中去，也是我们侨民群体自己的大问题。最近十几年来，印尼华人改弦易辙，放弃华人姓氏，赚了钱以后多给当地人做慈善，情况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在改善。另外，富裕而有教养的华人也开始参与印尼的政治生活，内阁中已经有两名部长是华裔，他们主持商务和旅游，为当地人谋福祉。

从施坚雅的研究中可以发现，雅加达和爪哇岛上的“印华分居”并不是一贯如此。印华之间的种族对立，其实是后来在“民族国家”建造过程中才形成的。他在《印尼的华人少数民族》（收《中外关系史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一文中说：早期来到印尼北部的福建华侨，娶当地媳妇，做印尼女婿，都能融入当地社会。“扎根于当地的华人称为‘侨生’，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初，侨生支配着当地的华人社会。来自中国的移民人数有限，而且很快就被侨生社会所同化。”但是，193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变化，闽南人、客家人、广东人乘着荷兰殖民者的衰败和松懈，大量涌入印尼，每年增加一万多人。这些新移民，强调自己是勤劳勇敢的“纯华人”，除非为了和当地人做生意，一般都拒绝讲当地语言，也不与土著居民通婚，以保持自己血统的纯洁性。

“印华分居”的传统格局，隔离状态下那种独孤求败的“华族认同”，令华人少数民族的处境极其危险，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头上，不知哪一天又要掉下来。雅加达最古老的城区，是荷兰殖民者留下来的巴达维亚（Batavia），一片封闭式的荷兰孤城。当初的荷兰人，不与土著人打交道，只是依靠华人到印尼群岛做生意，高高在上地赚钱。按施坚雅的调查，荷兰人只是到了1908年才向华人开放荷文学校，试图把自己的社会基础扩展到华人中间。然而为时已晚，骄傲与封闭，使得欧洲殖民者无法在印尼立足，最后只能在“民族独立”的浪潮中黯然离开，留下这一片废弃了的殖民地象征。离巴达维亚不足一公里的地方，匍匐着另一座自给自足的城市——唐人街。小店里卖着邓丽君和《甄嬛传》碟片，宛如置身于闽台某地的小城市，并无身处海外的感觉。欧洲人走了以后，华人凭着刻苦和勤奋，至今保持活力。但是，华人少数民族能否在多数人当政的印尼社会坚守下去，融入当地，还是一个问题。

雅加达独立广场独立塔上高耸的黄金火炬，是向人们宣示说印尼人有着极强的民族自尊心；广场附近那间可以容纳数十万人祈祷的大清真寺，则在提醒大家印尼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施坚雅在雅加达做研究的时候，东南亚国家纷纷独立，“民族主义”情绪异常高涨。他就此认为：比例很小（不足2%）的印尼华人很难独立生存，融入当地社会是必须要做的事情，直到“印尼籍华人最终被他们同国的公民承认为爱国者”。施坚雅的预言很快得到了证实，1965年和1998年两次大排华，华人都受到了大清洗。东南亚地区原本是丛林和部落社会，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但是，这样极端的例子，在东南亚殖民地民族独立以后也流行起来，至今还没有全部退去。如果印尼人和印尼华侨都认为各自的“民族主义”是必须的，分歧就没有办法调和，冲突也会继续存在，地区合作更是难以开展。好在如今的雅加达社会内部，出现了一线光明的希望。经过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数次大劫难，印度尼西亚社会意识到整体的“民族主义”情绪是有害的。印度尼西亚是个大国，发展一些多元文化，保存一点跨民族的身份认同，处理得当完全是有益无害的。

人类学家的特点就是任性，他们无羁无绊地研究陌生人的社会。1950年，施坚雅在四川盆地开始他的人类学家生涯。中国大陆封闭以后，施坚雅转道东南亚华人社会。“改革开放”以后，施坚雅先生重回四川，继续他在中国本土的人类学研究。其时的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学者，已经深受其“市场圈”理论的影响。1988年，他的夫人曼苏恩（SusanMann）带着孩子，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做访问学者，研究宁波商人。因为接近的题目和朋友圈，我们之间有不少交流。记得施坚雅从成都来上海探亲，没有一点权威的架子，在后面旁听着我们的讨论。会间休息，以及和他们夫妇聚餐时，我们更加深入地探讨了一些四川盆地和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差异。施坚雅用人类学家特有的严谨思考和生动表述，给我们几个年轻学者很大的启发。

施坚雅对东南亚华侨社会，包括他对雅加达华人社区的理解，可以和他的同乡格尔茨对巴厘岛文化的研究相媲美。施坚雅四川盆地“市场圈”理论太有名，大家就忽视了他对东南亚华人的研究成果。其实，施坚雅的东南亚华侨研究有开创之功。在他之后，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王赓武，后来的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以及最近的芝加哥大学教授杜赞奇等学者都在这一领域精耕细作，他们对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理解，绝不能忽略。1960年代，复旦大学曾有章巽、姚楠、田汝康等海归教授们保存了南洋社会研究，水准很高。“华侨”曾经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群体之一，要排除那些浮光掠影的肤浅理解，深入地了解他们，就需要借助人类学家。于是，在雅加达想起了施坚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