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

不是去向“壹周立波秀”的那位清口演员约稿，是向一位生于1908年的老作家约稿。那是在1978年，那时候我是《十月》丛书的编辑。我骑着自行车，奔驰在北京各处。约稿中若干有趣的细节镶嵌在记忆中：比如到友谊宾馆找到丁玲，她说：“我有人家退的稿子，你们能用？”我说：“读者等着您的文章。”她拉开身前抽屉，拉了一半，望着我眼睛；到右安门内找到雷加，他热情地擂了我一拳；到北池子一个招待所找到王蒙，他沏了一杯新疆奶粉给我，放多了，成了糊糊；找到刘绍棠，他把我引到他那个小院的树下，指认他划“右”后悲哀地埋葬长篇小说手稿的位置……那么，找到周立波的时候，有怎样的景象呢？

现在的年轻人，鲜有人知道老作家周立波了。而我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成为文学青年，对他不仅熟悉，也相当钦佩。那时候我甚至并不知道诺贝尔文学奖，而把斯大林文艺奖当成衡量文艺作品价值的权威标准。许多人知道丁玲因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过斯大林文艺奖的二等奖，周立波因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获得过三等奖，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周立波是中国唯一两次获得那个奖的作家，中苏合作拍摄了大型彩色长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主创人员大都是苏联人，影片获得了一等奖，而那部影片的解说词作者，是周立波。我不仅读过周立波获奖的那部长篇，他1949年以前的老作品《铁门里》，1955年的长篇《铁水奔流》，我都通读过，但是要承认，他1963年前后写成出版的《山乡巨变》，则未能卒读。

我对周立波的兴趣，还有另一原因，就是我知道他的爱人林蓝，是个儿童文学作家，那部到现在仍经常出现在荧屏的电影《祖国的花朵》，人们多半只记得其中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的词作者是乔羽，而忽略了其编剧是林蓝。我去找周立波，其实也是去找林蓝，欢迎他们伉俪一起支持新生的《十月》。

我是辗转得到周立波那时候的住址的。是在北京阜成门外百万庄小区。那个小区有一大片简易的居民楼，每栋楼造型雷同，我费老大劲才找到他住的那栋，不在一楼，忘了是几楼，爬上楼梯，找到号码对头的门，便敲。那时猫眼还远没普及。门半天没开。我都快绝望了。正当我要转身时，门开了，一位瘦高的老人，穿一身干净的旧干部服，戴眼镜，出现在面前，但他手还把着门，问我找谁。我说出名字，他说：“我就是。”却并没有马上让我进去。我说明身份、来意后，他才请我进去。他把我引到一个小房间，自己坐到床上，让我坐椅子。屋子里光线很暗。度其状态，那应该是他借住的一处地方。他端详我，说了句：“你很年轻。”那一年他已经七十岁，我三十六岁。

那以后很久，我都没有参透他那“你很年轻”的谋面反应。其他前辈作家也有说我年轻的，从表情语音里都可以知道，是赞叹。但周立波那端详我的眼光，和令我感到阴郁的语音，实在难解。

我介绍了我们出版社和《十月》筹备的情况，他默默地听着。我也端详他，他显得格外憔悴。我就忍不住说：“您在‘文革’时受苦了。”他惨然一笑：“那时候，他们什么时候想斗我，就把我揪去斗。那时候，我只剩一身脏衣服。”但他不愿意说更多，主动把话题引开，问我们第一期已组到的稿子。

直到多年以后，有一回，我听一位只比我小几岁的人士谈起“文革”时说：“那时候我们想斗谁就斗谁。”口气表情并没有开玩笑的意味，我不由就想起周立波那句“他们什么时候想斗我，就把我揪去斗”。我得承认自己是一个超敏感的人。我再回忆起周立波那年望着我说“你很年轻”，表情语音那么样，就恍悟。

和我上下差三五岁的人士，确实，多有当过红卫兵、上山下乡的经历，但我在“文革”前已经到中学任教，身份定位与人生经历就跟他们有诸多不同。我们是一代人。改革开放前后，这代人里，有的很早就跟工农兵文艺决裂，对周立波那代作家写出的《暴风骤雨》之类的作品嗤之以鼻。有的崇尚西方理论，我对各种站位和论辩都尽量去理解。我后来形成并一再重申的认知是，每一个生命都无可逃遁于所置身的时空环境，因此，以大悲悯的情怀作为理解的前提，是必要的。我自省，如果我在那个年纪没有成为中学教师，我很可能也是红卫兵，并且斗人不疲。如果我是周立波，我多半也会在年轻时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后来投身红色根据地，土地改革时怀着满腔激情投入斗争，然后以深厚的积累与饱满的笔墨写出《暴风骤雨》那样的作品，再后来，明明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却听命一种高于生命体验的原则，又去写出《山乡巨变》之类的卷帙。周立波还算幸运，他没有死，他被斗得只剩一身脏衣服，依然向往liberty，他原名周绍仪，立波这个笔名，正是那英文名词自由的译音。

我见到周立波时，他已经平反，已经liberty，但是，显然，还有诸多遗留事宜有待处理。而且，那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两个凡是”的阴云还罩在头上。虽然我已经不是第一个找上门跟他约稿的编辑，但是，那时候上面还并没有明确像他那样的，特别是划过“右”的作家的作品，是否能公开刊发。我们这些编辑，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良知，主动向这些作家约稿的。

周立波渐渐对我建立起信任。我跟他讲起十几岁的时候读《铁水奔流》的印象。他严肃地说，那部长篇艺术上粗糙，如果能够再版，他想做比较细致的修改。又微微一笑：“时间哪里还够哟？这不是，你也来约我写新的。”我提到读过林蓝的《杨永丽和江林》，还有拍成影片的《祖国的花朵》，他似乎惊异我连林蓝的作品也熟悉，我说来这里也是想跟林蓝约稿，他告诉我林蓝有事外出了。和现在许多人只知道比作家周立波小五十九岁的同名清口明星一样，现在有的人也知道林蓝，不过是比写《祖国的花朵》的林蓝小五十一岁的广东女画家。

我还跟周立波提到，读过由他翻译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他说，作家最好至少掌握一门外语，能直接阅读原著，对于自己的写作，肯定有好处，他鼓励我学外语，告诉我：“口语对作家不那么重要。你能读懂就行。建议先在读上下功夫。”我说我喜欢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以及改编拍摄的那部电影，他沉吟一下说：“我们把他批得好惨啊。”我心里想，肖洛霍夫可没有你惨，人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呢。

我跟周立波的约稿，没能开花结果。他在“文革”后写出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湘江一夜》，大概在我去他那里的时候已经成型了，但是他没有交给《十月》，后来刊发在《人民文学》上。那时候我已经和林斤澜熟悉，大哥相称，见面时总不免把酒论文，他对我说：“周立波文笔老辣，写湘江战役，很有戎马倥偬的味道。”坦率地说，我读后只为老作家有新作品高兴，并没有更多体会，经林大哥点拨后再读，才觑破其叙事策略与遣词炼句的功力。

转眼到了1979年，恢复活动的中国作协举办了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我和周立波都在获奖名单中。我期待着跟他在颁奖活动中邂逅，但是他因病难以出席。就在那一年秋天，他溘然而逝。

作家和作品被人淡忘、遗忘，是很正常的事情。在历史的大筛子里，每个时代，只会有少数的前代作家、作品，跟簇新的作家、作品，留在筛面上，依然被读者关注、阅读。簇新的作家也会变成老作家，一时热闹的作品也会冷寂，从历史筛网的筛眼里滑落。当然，也有那样的现象，就是已经被筛掉的作家、作品，因某种机缘，又被拾回到筛面上。历史的筛子随时都在摇动。如果还没有被漏下筛眼，就依然创造吧。

2015年1月31日 温榆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