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昱宁
2009年春天,我在住所附近的咖啡店里第一次见到从苏州赶来的马鸣谦和从杭州赶来的蔡海燕。那时马先生刚刚自砸饭碗专事码字,除了矢志译诗之外,还随身带着厚厚一叠他刚刚写完的长篇小说稿;而蔡女士当时正在浙江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论文做的是奥登。在此之前,当我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邮箱里收到他们的自荐信时,真没想到他们对这一行近乎一无所知,完全是凭着一腔热血撞上来的。
让我无法拒绝这次会面的只有一个理由,奥登。无论在现代英美文学史还是在我国三四十年代的文人著述中,这都是个你想绕都绕不过去的名字。在电影《四个婚礼一个葬礼》和《爱在黎明破晓时》里,我曾被他的诗句猝不及防地撞到过痛处。至于在小说里的引文中读到他,则更是家常便饭——我最喜欢的当代英国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就很喜欢把奥登的句子乃至思维方式挂到人物嘴边。与这一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1949年以后,我国对奥登的译介是一片尴尬的空白,按照黄灿然先生的说法,“奥登在英语中是一位大诗人,现代汉语诗人从各种资料也知道奥登是大诗人,但在汉译中奥登其实是小诗人而已。”
所以,可想而知,他们的这一腔热血有传染性,仿佛按动了我身上某个本来就在蠢蠢欲动的开关。不过,毕竟这些年在外国文学出版领域里浸淫日深,对个中艰辛积累了一点心得,所以我在那次会面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忙着字斟句酌,努力表达我的疑虑,比如版权,再比如,虽然奥登以前只有少量诗歌被译成中文,但涉猎其中的都是邵洵美、朱维基、杨宪益、卞之琳、王佐良和穆旦这样响当当的名字……有一句话我一直没敢说出口,倒是马鸣谦主动在我的省略号里填上了内容:“你没有理由见一面就相信我们,但我们可以一点点证明给你看。”
此后的五年确实是在“一点点证明”中度过的——准确地说,这是个相互证明的过程。我最终在一年之后谈妥奥登几部主要作品(包括诗歌和文论)的专有出版权。与此同时,我也一直在设想,中文版的奥登著作大致应该呈现怎样的面目。说实话,从我首先拿到的《战地行纪》译稿看,马鸣谦和蔡海燕在翻译经验上的欠缺完全可以被他们扎实的基本功和一丝不苟的态度所弥补。但这一回,面对奥登那样的“庞然怪物”(英国诗人格里格森语),我既不敢对自己的判断力过于信赖,也多少有点担心诗歌界和读者的反应。为我及时送来一针强心剂的是近年来写诗译诗双管齐下且成就卓著的王家新老师。那天,我在“开闭开”书店(此后不久,这个很有特色的诗歌书店就关门了)截住刚刚做完策兰诗集朗读会的家新老师,他当时显然被我们大胆的出版计划吓了一跳,不置可否。好在没过多久,文本说服了他。他不仅认可了我对译文初稿的评价,而且同意替整个《奥登文集》中的诗歌部分担任校译工作。从此,哪怕在出国的航班上,家新老师都会带着一叠厚厚的诗稿,几乎每页稿子都有他标出的修改建议。去年,我终于拿到经过他把关的《奥登诗选:1927—1947》,郑重交到刚刚正式进社工作的顾真手里。
说起顾真,倒又是一个与奥登扯得上关系的故事。早在三年前,还在上外念本科的顾真到我的编辑室实习。我像往常那样,不敢给实习生太多“实质性”的任务。恰巧《战地行纪》当时还没搞定版权,译稿搁在一边尚未进入初审,我就请顾真先对着原文看一遍。我反复关照他,“如果有疑问,不要急着改,只能用铅笔淡淡地写在边上。”两周之后,不仅这些用“淡淡的铅笔字”留下的审校记录和增添的脚注以过硬的质量让我刮目相看,而且奥登的铁粉营里又多了一个勤奋的大学生。顾真迷上了奥登,而我则每隔一段时间就在邮件中催问他:“硕士什么时候毕业?毕业了就到译文来吧。我们一起做奥登。”尽管每一步都走得谨慎,但真的拿到《奥登诗选:1927—1947》的校样时,我还是被某种焦躁的晕眩感折磨得不轻。是的,奥登太难了,他属于那种很容易让译者和编辑心生绝望的诗人。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奥登都大大拓宽了诗歌的疆域,时而恪守格律,时而意象飞驰,时而暗典密布,时而激情澎湃,母语读者尚且没有多少人敢说真正“读懂”了奥登,何况我们。唯一可以稍作慰藉的是,从一开始,我们就对奥登的“抗译性”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我们知道,奥登与一般的抒情诗人不同,在这个译本的价值构成中,字面意思与表层情绪的转化也许只占一半,尽可能更多地展示文字背后携带的信息是不可或缺的另一半。如果我们把这本书置于“研究性”的检视标准之下,那么书里八百多条勾连时代风貌和作者人生背景、思想境界的注解,就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奥登诗选:1927—1947》出版后,在读者群中激起了很大反响。五年里,原本在昏暗的角落里为了奥登闷头协作、艰辛摸索的几个人,突然被头顶上的灯光照亮了一大片,这才看清楚,原来真的有那么多人在等着这本书。这是诗歌才能创造的奇迹。就像奥登在他的名篇《诗悼叶芝》里写的那样:“因为诗歌不会让任何事发生:它在官吏们/从未打算干预的自造的山谷里得以存续/从那些与世隔绝的忙碌而忧伤的牧场/从那些我们信任且将终老于斯的阴冷市镇/一路向南方流淌;它将幸存/以偶然的方式,在某个入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