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中国的诗人一般来讲是在现场作诗的。这个情况可能对各位来讲是很自然的事，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我作为日本人，就看惯日本文学作品的眼光来讲，其实日本的诗人，特别是平安时代的歌人，是身在京都、想象很遥远的地方的名胜古迹来作诗，这跟中国诗人完全不一样。

　　我对中国诗人的旅行问题的好奇，也是从这一点开始。

　　中国的诗人可以说是“旅行的人”

　　我以前在复旦“文史讲堂”也作过一次演讲，那时候讲的是明清时期的书籍流通，这次我要讲的是关于明清时期科举考生的赴考旅程问题。一个是关于书、一个是关于旅行，表面上看起来完全没有关系，可是其实在我的头脑中，这两个问题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我一直对晚明苏州文人冯梦龙很感兴趣，我对他的兴趣不仅在文学，也涉及他生平的其他各个方面。他参与了很多书的编辑工作，也出了不少书，所以我对当时的出版文化感兴趣。还有，冯梦龙的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妓女，所以我对明末清初的青楼文化也做过一点点研究。另外就是关于科举和旅行。冯梦龙是明代的一个知识分子，所以当然也参加过科举，还编了不少科举的参考书。很有意思的是，他本人一直没有考上，他编的参考书倒是非常畅销。冯梦龙是苏州人，但是到过好多地方--因为在当时为了应江南乡试，一定要去南京应考;还有他晚年做过福建的官，到过福建。因此，我也想了解当时有关旅行的具体情况。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清代举子之旅--从广东到北京”。我今天要介绍的直接材料并不是晚明的，而是清代中期一个广东人写的。首先，我要简单介绍我今天报告的目的，或者说我自己的意图。

　　先看两幅地图。这一幅是唐代诗人杜甫一生的行迹图。杜甫是河南巩县人，巩县在洛阳附近;唐代的首都是长安。杜甫除了他自己的出生地和当时的首都长安之外，也到过很多其他地方：他年轻时候到过山东、江南，后来到了甘肃、四川，最后在湖南去世。第二幅是宋代苏轼的行迹图，他的活动范围就更广了：他是四川人，在四川出生;当时北宋的首都是开封，开封也留下了他的足迹;此外他还去过好多其他地方，最后甚至到了海南岛。杜甫在安史之乱后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奔波于各地;苏东坡在新旧党争之际，几度贬谪与升官，所以他们身在旅途的时间比较多。但是看看中国其他诗人的生平，他们两位并不一定是例外：李白一生很多时候在各地漫游，行迹应该更广;还有唐代的所谓山水诗人王维，他做过河西节度使的判官，到过甘肃的武威，就是当时的凉州。中国过去的很多诗人因为同时也是官僚，因此作为官僚出去旅行的机会不少。

　　那么，这样的行迹图是怎样制作出来的?一千多年前古人的行迹，我们怎么知道?如果现在要我做自己的行迹图的话，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可是我们可以画出杜甫、苏东坡的行迹图。这个看起来很难，可是实际上或原理上不一定那么困难--看他们的诗文集就可以了。中国的诗人到了某个地方往往会作诗，咏那个地方的风景、名胜古迹，所以我们只要从各个诗人的集子里把诗题中的地名抽出来，进行整理，就可以大致画出他们的行迹图。

　　当然，要做的话还要参考其他材料，要下很大的功夫，但原理上并不那么复杂。日本学者松浦友久在他的书里说，有一些地方几乎每一个中国诗人到那里都一定会作诗，这样的名胜古迹他称之为“诗迹”，就是作诗的一种名迹。在中国，这样的诗迹有很多。千百年以来，某一个诗迹就积累了历代诗人的作品。比如说三国的古战场赤壁，过去的诗人到那里都会为之作诗，所以现在有好多诗人作的有关赤壁的诗。我想，中国的诗人一般来讲是在现场作诗的，自己身在别的地方，比如说不在赤壁而作赤壁的诗，这样的情况比较少。这个情况可能对各位来讲是很自然的事，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我作为日本人，就看惯日本文学作品的眼光来讲，其实日本的诗人，特别是平安时代的歌人(“歌人”就是日本作和歌的诗人)，跟中国诗人有非常明显的不同。平安朝的歌人大多是当时的贵族，基本上都住在京都。他们连当地方官的时候也不一定是亲自到任地去，而是派遣自己的代理人去处理事务，所以平安朝的歌人亲自去京都以外地方的机会是非常少的。但是我们看日本的和歌，有不少是歌咏日本全国各地的名胜古迹的。这种歌人们作和歌时想象中的名胜古迹，在日本叫作“歌枕”。所以，日本的歌人是身在京都、想象很遥远的地方的名胜古迹来作诗，这跟中国诗人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对中国诗人的旅行问题的好奇，也是从这一点开始。

　　在日本江户时代，有位有名的俳句诗人叫松尾芭蕉，他的《奥之细道》是他亲自去全国各地旅游而作的俳句和游记集。松尾芭蕉亲自到各个地方去旅游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亲眼看那些久负盛名的歌枕，也就是以前歌人们想象中的名胜古迹。这中间应该有平安时代和江户时代交通等条件不同的因素：平安朝的贵族不愿意到京都以外的各个地方去，大概是因为治安、交通等不太稳定和方便;但是到了江户时代条件就好了一点。而中国的诗人因为大多同时是官僚、必须亲自去任地，所以他们可以说是“旅行的人”或“移动的人”。那么他们旅行的实际情况或者具体情况如何?这正是今天我要报告的重点。

　　越日常的知识越没有文字材料

　　如果现在我们想要了解过去的旅行情况，有哪些资料可以利用呢?一个是我刚才讲的诗歌别集，可以用来复原当时某位诗人的行迹。第二是诗歌总集。很有意思的是，诗歌总集中有以所谓的诗迹为主题而编成的。南京的秦淮也是一种诗迹，清代的一部诗歌总集《秦淮诗钞》就收录了很多诗人在秦淮作的诗。另外，地方志的“艺文志”里也收有关诗迹的诗，如《西湖志》卷三十一到四十二“艺文”部分收了很多诗人在西湖作的诗，我们一看《西湖志》的“艺文”就能一览无遗。第三是游记。在中国因为道教的山岳信仰的关系，这些游记中游山的记录相当多。第四种是旅行记。按四部分类的话，它们一般归在“史部·地理类”的“游记纪程路程总记之属”下，如范成大的《吴船录》、陆游的《入蜀记》，还有有名的《徐霞客游记》等等。第五是日记、年谱。如清代考据学家阮元的年谱非常非常详细，他到广东去任两广总督，那一年的记载中，几月几号到哪里，从北京到广州每天的记录都有，这也是很好的材料。第六是所谓的商业书。明代后期一方面旅行的人比以前多，一方面出版业相当发达，所以出现了不少所谓的商业书，就是给商人用的旅行指南之类。

　　刚才举了几种有关古人旅行的材料，可是我感到这些材料还不能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的确，我们根据这些材料能够了解他们到过什么地方、在哪里作诗，以及其他种种情况，可是关于旅行的具体情况我们还是知道得比较少。一般来讲，在文献上找这些细节的资料并不容易，越日常的知识就越没有文字材料。有关旅行的细节，很重要的一项是交通工具，也就是交通的手段，此外还有住宿、旅途中的用餐、携带物品、旅费、在旅行中遇到的麻烦和困难、犯罪、旅行中的娱乐等。而且，因为中国很大，各地有自己的方言，在明清时代普通话没有普及的情况下，他们旅行时的语言会有怎么样的问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何?等等。还有“择日”，以前的中国人很讲究出发日期的吉凶。除此之外，还有当时的地图怎么样等等问题。总而言之，有关旅行有很多的细节值得我们关注。下面我们先考察明清时期究竟是谁要出去旅行这个问题。

　　我想从中国的“士农工商”这个“四民”的角度来简单看看这一点。首先看农民。当时的农民一般来讲是出生在某个地方、一辈子耕种某块土地，很少有机会去很远的地方。换个角度说，农民是生活在某一个方言世界里的人。因为不去别的地方，不需要跟外地的人交流，因此只会讲方言也可以生活。GeorgeWilliam Skinner提出了一种市场圈模式，他的市场圈模式告诉我们，明清时期的农民从他们自己的乡村到某一个镇上去买东西，然后若干个小镇的中心有一个县城，几个县城的中心又有省会。他们一般去的最远的地方是县城，去过省会的并不多。我还曾经调查过傩戏，像江西南丰的农民在农闲的时候就会表演傩戏来挣钱，作为一种副业。他们的活动范围是以南丰为中心，周围五十公里之内同一个方言圈的地方。

　　下面要看看士和商。实际上明清时代移动最多的是士和商。商也有好多种，这里主要指的是所谓的客商。我刚才介绍的商业书中，也有题名叫《士商必要》之类的书。在冯梦龙的《三言》中有一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被编在《古今小说》第一卷。这是一个外遇的故事，这个故事里的人物都是客商，讲的是徽商和粤商之间的一种矛盾。故事发生在湖北，所以是以湖北为中心，同时涉及广东、苏州。

　　士，就是考生、官僚、幕客等等。其实中国的科举制度也可以说是一种旅行制度，它是一段一段、不断靠近北京的皇帝的一种制度。大家都知道，明清时期的科举先有童试(就是在县城里应考)，童试考上了就成为生员，生员便有资格应乡试。乡试在全国的几个大城市举行，比如在明代，现在上海、江苏、安徽地区的考生都要到南京去应江南乡试。如果乡试考上了就成为举人，全国各地的举人都到北京去应会试，如果会试也考上了就参加殿试。所以在会试阶段，全国各地的举人都必须去北京应考，这对每个考生来讲都是很辛苦的一次旅行。最后，如果一个人考中了进士、出去任地方官的话，他就还要再次踏上旅途。所以，在明清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先是从他自己的家乡一段一段到北京，然后当了官又从北京去往某一个地方，对他们来讲旅行的时间是相当多的。

　　载有不少当时旅行细节的《公车见闻录》

　　终于到了今天的主题——我要介绍的林伯桐。我一直在寻找有关旅行的具体情况的资料，偶然间发现了清代乾嘉时期的林伯桐，他写了一本书《公车见闻录》。林伯桐是广州番禺人，他考上了广东的乡试成为举人，然后几次到北京去应会试，可始终没有考上。当时的会试是每三年一次，因为他有多次从广东到北京去应考的丰富经验，所以最后写下了这部书。书中有不少当时旅行的细节，是了解当时旅行实际情况的好资料，所以今天我要把这本书介绍给各位。

　　首先简单介绍林伯桐。他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出生，道光二十四年(1844)去世，在嘉庆六年(1801)27岁时考中举人，随后多次去北京参加会试，最后一次应考是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他42岁的时候。那一年他的父亲去世，此后他就不再应试，专心于读书著述。后来嘉庆二十五年(1820)阮元到广州做两广总督，开设了有名的学海堂，林伯桐就在那时被任命为“学长”。“学长”在这里是一种类似学生代表的地位，可见阮元很认同他的学力，而林伯桐的文章也多收于《学海堂集》。最后他在70岁时被授德庆州学正一职，当了一个小官，但是几个月后就去世了。他的著作很多，有《毛诗识小》、《毛诗通考》等等，是一位精通《诗》和《礼》的学者，《番禺县志》的“列传”中有他的传。《公车见闻录》仅一卷，篇幅并不大，是道光十九年(1839)林氏还在世时由他的学生整理刊刻的。当时书刊刻出版的情况很多都是先以抄本的形式流通，要看的人多了那就刊刻出版。《公车见闻录》也是如此，可能有很多广东的考生要看这种心得吧。《公车见闻录》一卷分为十个章节：约帮，就道，行舟，升车，度山，出关，工仆，用物，养生，至都。下面，我们就看看这本《公车见闻录》的内容。

　　第一是“约帮”。“凡北上者，以约帮为重。盖万里同行，逾年相聚，自早至暮，咫尺不离。其无形之擩染，不仅如香篆之熏衣也。《易》曰‘出门同人’，此为第一义矣。”当时广东人到北京去应会试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人去的，他们要“约帮”，也就是几个人组成一个像现在这样的旅行团，雇一条船去北京，大概是因为当时雇船不那么便宜。但是他有一个心得，就是“帮友亦不必太多”，人太多就很麻烦，“大约四人同舟，两人同车，为通行常例”。另外“若两人同帮，则必甚相得者乃不寂寞”。还有如果“至五六人同帮，合为一船则逼仄，且行李必错杂”，即五六个人同行的话，每个人的空间狭窄、东西也乱七八糟;而“分为两船则多费，且饮食难照应”，所以总而言之还是四个人最合适。八人以上就“必须分为两船。人数既多，仆从亦众，瞻前顾后，意见纷歧，似不若简之为愈”。

　　下面是关于“就道”。“吾粤北上之路，其常行者凡五”，即沙井路、长江路、中江路、汉口路和樊城路。书中说走沙井路最快，因为沙井路陆地多、河川少，而马车比较快、船比较慢，所以坐车时间多的沙井路到北京大约需要七十天;而中江路坐船比较多，差不多要三个月才能到达。所以当时的人从广东到北京，最快也要七十多天，最慢的则需要三个月。在当时，会试是三月九号一定要报道，这样广东的考生一定要在春节前后就出发。这汉口路大致是现在京广铁路的武汉段，长江路大致是大运河经过江南的路线。

　　接下来的“行舟”是讲雇船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雇船者要船身完好明洁。问行船用几人，问船内何处住容。”这个很有意思：“令掀开船板，看舱内安顿衣箱之处要爽洁，问何处备客炊爨。令船户逐一指认，分定界限，以免混杂。”还有一些很有趣的细节是关于价钱的问题：“先交船价若干，余价为包封，写明船至某处交包封若干，至某处又交包封若干，至某处然后交完”等等。如果“途中船户求借”，则“以船票示之，彼觉词屈，亦不能多求也”。大概他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因为没有提前说好船价，到某一个地方，这个船头就提高船价。还有如果把船钱提前全部支付的话，大概他们的服务态度就不一定那么好，或者后来又另外要加钱之类的，所以他提醒说要先交一部分，然后每过一段路程再相应地付一部分钱，最后到了目的地才付完船钱，这是他很谨慎的地方。那时候的船票好像是一种类似合同的东西，就是双方已经谈好的怎么交钱等等的书面证明，所以“倘途中船户求借”，这时把船票给他看，那他就不会“多求也”。

　　还有，他们不一定是从广东一路都坐船到北京，路上也有换马车的时候，就是“升车”这一段。他说“吾乡(即广东)习惯乘肩舆，骤闻登车，多有畏心”，但“其实大河以北，妇人孺子亦能乘车远行，并能骑驴代步，必非难事可知”，这就是所谓的“南船北马”吧。对广东人来讲，一般坐船比较习惯，坐肩舆(轿子)也比较习惯，但是坐马车则不一定那么习惯。林伯桐先生后来坐过好几次车，所以他说坐车不一定是那么恐怖的事情。他还提到一个细节是关于住宿的问题。如果坐船的话，他们在船上可以睡觉，但是坐马车旅行的话，一定要在旅馆睡觉，所以有住旅馆的问题。“凡车将到站，先要着人看店。若是日在路上见车甚多，则住店难得。须预先数十里，着人雇小驴，驰往前路，打店以待。”在当时好像住旅馆有时候也会碰到麻烦，所以如果那一天在路上看到马车多，就先派人——当时没有电话，也没有手机，只能先派人去找好旅馆，等自己马车到的时候就可以入宿，否则万一旅馆客满就没有地方住了。所以，他很细心地提醒要“预先数十里，着人雇小驴”，“先要着人看店”，“或计是日到站已夜，恐难觅店，亦须如此”。如果某一天估计到旅馆很晚，那时候也很有可能已经客满了，所以也要先派人定房间。书中还有很有趣的地方：“每晚在店中晚饭毕，即要将店钱算明结完，并预备酒钱，次早洗面饮茶后，赏以酒钱，即可登车矣。”林伯桐是广东人，所以大概这里的“饮茶”是吃早饭的意思——赏以酒钱，给他们一点小费，就可以出发了。大概他经历过早上在旅馆结账时很多人排队而耽误了出发时间的情况，所以写下了这样一种心得。

　　下面是“度山”。有时候船也不能过，车也不能过，一定要雇人走路带行李，就是用人力爬山、过山的情况，这就是“度山”。“舟行将近度山，即有涉水远来迎请人行者，可婉辞之。”和现在的旅游业一样，在船只靠岸的地方，有一种运输公司的人会提前派人来揽客，那个时候婉言辞掉比较好，因为他们的服务质量不一定那么好，还是要自己找。“问夫价轿价，若在其行，说价已合，行内即发夫往舟中搬行李，谓之上河。”这是讲要下船的时候，自己的行李也要叫他们来搬运。“行中报云行李到齐了，即照号数一一点明”，这里的“行中”相当于现在的运输公司。林伯桐先生是不轻信别人的人，运输公司说现在行李都齐了，他还是要一一清点才放心。“其皮箱内有路费者，可一开视”，如果有人在箱子里面放了钱，还要打开确认等等。

　　还有“养生”。“昔人有言‘万里之外，以身为本’，故调摄为北游先务。”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事情，“读书犹次焉，饮食者又调摄之要事也”。如果太拼命看书而身体不好的话就不行了。

　　还有“出关”、“工仆”等等内容，我很简单讲一下。在当时好多地方设有关口，在大运河中很有名的是苏州郊外的浒墅关。从广东到北京要经过好几个关口，每个关口都会有官员检查。他说还是听从官员的话比较顺利，不要故意隐藏自己的东西，那样反而麻烦。还有一条是“工仆”：“盖数千里外，日用起居，皆资健仆，其人不足靠，安得呼应之灵。必用当其才，乃收臂指之效。”在当时，考生们从广东到北京不是一个人去的，会带自己的仆人一起去，仆人能干最好，如果不如人意的话，那考生自己就要辛苦了。还有“用物”，这个部分有一句：“船中桅头之旗，写‘奉旨会试’四字。或父兄本有官衔，即写其官衔亦可。”因为当时的举人到北京去应考可以说是一种公务旅行，所以可以在船旗上写“奉旨会试”四个字。

　　最后还有“至都”，就是到北京后应该注意什么。“住广州会馆者，多用会馆长班投文”等这几句，写的是到北京后，有些人住在广州会馆，他们大多派会馆长班去礼部投文，当然也可以自己投。清末光绪年间有一本李虹若写的《朝市丛载》，可以说是一本“北京生活手册”。《朝市丛载》卷一“品级”、“衙署”等条目，是有关北京的官府的记载;卷二“国朝鼎甲录”，是有关科举的资料;卷三是“会馆”、“客店”等等;卷四是“风俗”、“行路”、“路程”、“风暴”，是有关气候等内容的;卷五是“汇号”、“宴会”、“文具书画”、“服用”、“食品”;卷六有关于北京的“古迹”、“时尚”、“戏园”、“戏班”等内容，可以看到其中包括有关戏曲演出的记载。大概这些都是全国各地的人来北京后很想了解的生活信息。

　　根据林伯桐的这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去北京会试的科举考生旅行的具体细节，即他们艰辛旅途的一般情况。

　　（大木康 东京大学文学博士，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专攻中国明清文学、明清江南文化史。著有《中国近世小说入门》、《中国明清时代之文学》、《中国游里空间——明清秦淮妓女的世界》、《冯梦龙<山歌>研究》、《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