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是整寿，是大日子。回顾谢晋导演的一生，我想，“浓墨重彩、酣畅淋漓”，这八个字应该是不为过的。在我交往过的中国电影导演那一串长长的名单里，谢晋导演是最具“大人物”气质的人，没有之一。

　　1998年秋，是谢晋从影五十周年纪念的日子，我们相聚在杭州。在活动结束的最后一顿午餐上，听主办方的一位女士当着大家的面发谢晋的牢骚，如“声讨”他不加限制地增加嘉宾名单，或是把限量版纪念手表拿回自己房间，进行子午卯酉的分送等等。在一旁的谢晋导演半笑半听着，不置一词。那位女士凭借着主办方的身分，继续“不依不饶”地揭底：“平时谢导的助听器是只打开一支的，所以他总是装听不见，只有见到国家领导人的时候，才两支全打开。”这时，谢晋导演呵呵笑了笑，指着她说了一句：“因为你们讲的基本上是废话，可以不听。”接下去，谢晋开始说起了这次纪念活动中他的得意手笔：在来参加此次盛会的各路重量级亲朋好友中，日本演员高仓健的最后出场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他的到来是由前驻日大使宋之光的夫人李清斡旋成功的，并获得了日本全日空的赞助。谢晋的麾下满是各种资历的女明星，身边又围绕着几位高仓健的女粉丝，她们都在争取这次上台给高仓健献花的机会。此刻，谢晋再次显示出他大导演的风范，请李清上台献花，给足了高仓健面子，现场效果当然是出乎意料的好。

　　这是件小事，但在谢晋导演“外交无小事”的逻辑里，一定会举轻若重地去办——他的格局，要比他的职业大。或许因为我认识谢晋导演是在他的人生巅峰期，我接触过的他，已经不只是一个电影导演，更多的是社会活动家的一面。在谢晋的字典里没有“低调”二字，做事高调、张扬，任意挥洒自己大把的“能量”，人前人后毫不避讳与高层的关系，但同时又不是世俗意义上的炫耀、攀附——对于谢晋，也并不需要。我想，这中间微妙的差别依然是谢晋导演的个人气质所决定的，拍出过多部大作品的他，内心的格局大，身上透出的气象也大。

　　谢晋导演的出现是个大动静，在他的母校春晖中学，我刚在一处老房子前站定，背后就传来他的脚步声，还有洪钟般的声音：“这是夏丏尊的房子，你爷爷认识的，还写过文章，你都不知道了吧?!”说罢，大笑。扬长而去。

　　也正是在那次活动上，浙江的省委领导们到会祝贺，谢导派人把我叫过去，介绍之后拉着我对省领导说：“后年(2000年)是夏公百年诞辰，我们要好好地纪念他，这里是他的故乡，他生前把那么多藏画都捐给杭州，浙江要牵好这个头!”当时我真年轻，不太懂，遇到这种场合很扭捏，不怎么愿意多讲话，谢晋导演用眼神和语气教育了我。事情还没完，2000年3月“两会”期间的某一天，谢导打电话给我：“我今天开会时讲了夏公百年的事情，这件事一定要办好，是大事情!”我爷爷的身后事是谢晋导演认定的头等大事，他不断地给我灌输和强化着这一概念。

　　一开始，我在他眼里只是个“婴儿肥”未退干净的小女孩儿。在“政协”开会的时候，我坐在他和黄蜀芹中间吃饭，他不停地往我的盘子里夹菜，还把自己的那一份分给我一半，并且说：“要吃光啊，不能浪费!”几乎是次次如此。

　　人的成长期是个复杂的过程，在破茧而出的时刻，推手的作用是无比巨大的，谢晋导演在我人生中无形地扮演了这一角色，尤其是在我爷爷去世后。他给我寄贺年卡，每年都寄。我写信去向他致谢，他反过来对我说：“就是寄张卡片嘛，有什么好谢的，要你对我这么客气干嘛?!”我懂得，他要我不必拘礼，不要陷于小事情，要放开视野和手脚，正如黄苗子先生给我的题辞：“飞起来”!所以，在认真看完我写的《夏衍年表》和研究文章后，他立即在研讨会上公开肯定了我做的这件大事情，但在私下里他却对我说：“你对你爷爷在戏剧方面的成就不熟悉，研究得不够，抗战时期重庆国统区的戏剧运动是中国文化史上多么重要的一笔，我是亲历者，你要把这一课补上，以后修订。”此话我一直谨记。

　　谢晋导演总是念念不忘我爷爷对他的各种知遇之恩，并恭敬地执弟子礼。他心细如发，譬如：在1990年代，看到老人家年事已高、深居简出以后，平日使用的老式波段收音机太古老了，便特地从日本买来一个最新款的数码按键收音机送来(尽管由于太先进，我爷爷用起来费劲，没能派上用场)。那次谢晋是和陶铸同志的女儿陶斯亮一起上门的，当时他曾一度想拍陶斯亮所写的“红色公主”题材。

　　1995年秋我爷爷的撒骨灰仪式，谢晋导演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他专程驱车从上海赶来，凭着他拍电影的经验，在从钱塘江到富春江沿途中，选择了三处他认为最美的景色作为撒放点。他对我说，这几处地方逆流而上、美似天堂，爷爷在人间的这一辈子很不容易，“文革”中吃了很多苦，一定要让老人家走好，安息。他带来了我爷爷喜欢的中华烟、故乡的黄酒，一并撒放，送了一程又一程。

　　在生命最后几年，谢晋导演对很多社会现象很看不惯了，见过他几次在公开场合批评签名、合影之类的追星行为，我很理解，因为这在我们的家教里也是不被允许的。然而社会风气使然，他的不满和恼怒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2006年杭州的金鸡百花“双奖”活动上，这时的中国电影正在高歌猛进地走入“亿元俱乐部”的新时代，这个时代显然已经不再属于谢晋了。坐了一夜火车，到宾馆后我去吃早饭，偌大的餐厅里就只坐着谢晋导演一人，看得出他很孤寂，神情也不如往常那样飞扬。我在他身旁坐下，边吃边聊，他又开始跟我怀念起我爷爷。我当时正处在研究电影产业、市场的兴奋点上，但是他全然不想谈这个话题：“没有好片子，说什么产业?!”他悻悻地说。后来的几天，我们在各自主题单元里活动，彼此都很忙。又是一天的早餐相遇，谢导问我：“昨天夏公的活动，你为什么不去参加?”我向他解释说，我这次不是“夏衍旧居”请来的，是产业论坛请来的，有座签，不好随便请假。那边我们是有北京来的家属参加的。他根本不听，勃然大怒：“你爷爷的纪念活动，热闹得很!你怎么能不去?我、秦怡，还有很多人都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谢晋为他的新片融资已相当困难了。

　　以后的两年不太平。先是他拍戏的时候小中风，我忙托中影公司的前老总胡健同志去致电慰问，回来的消息说，还好。再过一年，谢衍病逝。没有多久，他也猝然离世。消息传来，我难过了好一阵，和友人在电话里追忆了许久……

　　前不久，上海电影博物馆开业，那里有我爷爷的专区，也有谢晋导演的专区，大家聚在一起又不约而同地谈起了他们。其间，我与一位资本领域的“大人物”谈论起有关中国电影产业的话题，他感叹道：“现在的问题是还没有看到好的内容出来。”此言让我诧异，这像是谢晋导演说过的话嘛?!如今却出自一位金融投资家之口，这不能不让人警醒。或许是我们沉溺在产业、市场的话语狂欢中太久了，忽略了电影是内容产业的本质，尤其是在未来的移动终端时代。我想，对于终生都信奉“用作品说话、用作品征服人”的谢晋导演不会想得这么多，“内容为王”，对于他只是一个朴素的道理。

　　我以为，在中国电影的光荣传统中，寓教于乐是其最强大的基因，郑正秋、蔡楚生、谢晋三位代表人物构成这根红苗正的一脉，他们承袭了中国戏剧的叙事风格，同时又创造了中国电影的视听语言，因此，收获了最为广大的观众群。

　　好像是安东尼奥尼说过，每一位伟大导演的最后都将倒在他自己的舞台上，身后是离他远去的观众。我不能想象，没有电影拍的谢晋导演如何度过他的余生?!他自己也说过，希望有一天死在拍摄的现场，这如同战士牺牲在战场。这一点，他没有遗憾。

　　2013年12月15日

　　文/沈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