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
6月26日 雨。获赠《论语》影印本。1933年3月16日第13期上有语堂的“补白”《初期白话诗稿》（“目录”中未列），文中说：
北平友人，越来越阔。信件是“唐人写世说新语格”的，请帖是琉璃厂荣宝斋印的，图章是古雅大方的，官话是旗人老妈调的。这本用珂罗版印的《初期白话诗稿》，也是一样精致可爱的。深蓝地的封面，洒金的红签，洁白的纸质，美丽的装潢，都令人爱惜。但是这并不是挖苦的话，因为它的内容是胡适，李大钊，沈尹默，沈兼士，陈独秀，周作人，陈衡哲诸人《新青年》时代的笔迹——“唐俟”（即鲁迅）诗稿是周岂明代抄的，尤为宝贵。这类笔迹，虽然装潢美丽也是应该的。几百年后，也许可与《道咸同光名人手札》、《昭代经师手简》一样地有古董的价值。
刘半农编《初期白话诗稿》一书系线装本，林语堂文中略带“挖苦”，显然是与“友人”开玩笑。一年后，林语堂出版杂文集《大荒集》（上下），也是线装本，也许受了《诗稿》的启发？不过，《诗稿》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价值，不仅在于它的线装，更在于它首次影印新文学作家手稿，从而提出了现代作家手稿的研究问题。只是林语堂的估计有点保守，不消“几百年后”，今天《诗稿》就已成奇货可居的“古董”。
新文学作品能否印成线装书？今天已不成问题，而在当年却颇有争议。1926年6月出版的刘半农新诗集《扬鞭集》（上集）是线装本，同年10月《幻洲》创刊号下部“十字街头”就刊出“裴华女士”的《洋翰林刘复“复古”》，对《扬鞭集》线装大加嘲笑：“我们的法国回来的刘博士偏偏提倡疑古玄同主张‘扔在毛厕里’的线装书。”同月《幻洲》第2期又刊出“十字街头”主编潘汉年的《钉梢“洋翰林刘复复古”》予以呼应，并进一步讥讽徐志摩、俞平伯和滕固：“新文艺而线装或纸捻装的‘始作俑者’倒不是洋翰林刘复，据我所知是追随太戈耳左右的诗哲徐志摩……，徐诗哲那本《志摩的诗》，你见过没有？同他的人一样的漂亮！线装的漂亮！继徐诗哲而起的是一位过时诗人俞平伯，你看见他那本《忆》没有？这才是古色古香”，“甚而至于美术家兼文学家又兼美专校长的秘书滕固先生的《迷宫》也是古色古香颇有遗古风了！”
时过境迁，《幻洲》当年对新文学线装书的批评日益显现其幼稚和偏颇。即便对“复古”深恶痛绝的鲁迅，自著作品集虽未印过线装，编选的《艺苑朝华》五种却用了线捻装，《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和《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也都是精美的线装本，出色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而《志摩的诗》《忆》和《迷宫》等也均已成了新文学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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