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

每当我在超市里看到放在货架上的一盒盒速溶咖啡，就会想起自己第一次喝咖啡的情景。因为我平生第一次喝咖啡，喝的就是速溶咖啡。那还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离开故乡焦作到武汉读大学，在华中师范大学的校园里第一次见到了之前只在书里见过的咖啡厅。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咖啡馆里，咖啡是次要的，文学是主要的。

坐落在桂子山东区的那个所谓咖啡厅，是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由石棉瓦搭建的简陋平房，里面摆着几张折叠桌和折叠椅。

这家“咖啡厅”没有名字，卖的主要是玻璃瓶装酸奶而不是咖啡。有一次，一个高年级的学长执意请我喝杯咖啡。但让他失望的是，我并未觉得这咖啡有什么上档次的地方，感到就和麦乳精差不多，只不过多了一丝苦涩罢了。而且喝麦乳精不要加糖，喝咖啡时，我看到服务员从装咖啡的瓶子里用勺子盛出棕色的咖啡粉，然后用开水瓶里的热水冲开后还加了一大勺白糖……

当时我想，以后再也不喝这么难喝的东西了。更何况一杯咖啡的钱可以买两瓶“白富美”的酸奶。

但没过多久，我就又和几个同学来到这家咖啡厅，而且还是我请客，喝的竟然还是上次觉得难喝的咖啡。因为，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谈文学。谈文学，怎能不喝咖啡呢？

那段时间，经过老师课堂扫盲、校园诗社活动，各种时髦的西方文学和哲学讲座以及学长们言传身教，我们这些文学青年已经知道，文学是和咖啡联系在一起的。且不说老巴尔扎克把黑咖啡当成写作引擎，以万夫不当之勇完成了《人间喜剧》这部除了他自己别人永远读不完的巨著，就是存在主义大师萨特，也是在巴黎的花神咖啡馆才寻觅到创作灵感。别的系的人只知道萨特的“他人就是地狱”，可我们中文系的人却还知道“自由之路，经由花神”，前一句表明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恨，可后面一句则表明了他对这个世界的爱。毫无疑问，他爱咖啡，因为没有咖啡，就没有自由，当然也就没有他在此写就的《自由之路》。

还有被我们当成“作家养成手册”的《流动的圣节》，就是海明威回忆早年在巴黎做“巴漂”时，消磨过时光的咖啡馆地图。其中，丁香园咖啡馆是他的最爱，就是在这里，他仅用两星期就写出了《太阳照常升起》。很难想像，如果海明威不喝那么多咖啡，会由一名小记者变成一个大作家。当然，我们也看过鲁迅的《革命咖啡店》，虽然该作讽刺上海滩咖啡店里聚会的左翼文人，可也一样让人神往，因为上海就是东方巴黎，没咖啡馆怎么行？！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地方谈文学，“烟丝披里纯”的浓度该有多么高。不过，虽然此文中鲁迅对那些“年青貌美，齿白唇红”的“革命文学家”在咖啡店里装文艺不以为然，可他本人后来也喜欢在家门口的公啡咖啡馆揖门接客了。有鉴于此，我们这些文学青年当然要有空没空就喝上一杯速溶咖啡了。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话来说，我们喝的不是咖啡，而是文学。

可以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咖啡馆，咖啡是次要的，文学是主要的。因为，那时读中文系的人大都是抱着作家梦来大学的，所以，咖啡的好坏我们并不在意，在意的是所谈的内容。我们一知半解地谈弗洛伊德，尼采，萨特，海明威，博尔赫斯，马尔克斯，虽然一篇像样的小说也没写出来，最多写几句分行的叫作诗的东西，但大家都有一种奇怪的自信心，觉得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否则，还读什么中文系？

那段我一个人喝咖啡的时间，也是文学在大学里坠入低谷的时期……

等到九十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到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咖啡真的开始变香了。校园里的咖啡馆开始卖雀巢和麦氏的三合一咖啡了，这的确比之前用咖啡粉和白糖勾兑出来的咖啡好很多。

南大校园面积比较小，没有什么单独的咖啡馆，但却有不少卖咖啡的地方。我常和同学去的是北园教学楼地下室的小卖部，在“滴滴香浓，意犹未尽”中，端着咖啡杯走到北大楼前，坐在草坪上畅谈一番文学，最后总是以互道一声“味道好极了”收尾。

1994年，我硕士毕业到上海交通大学工作后，环境为之一变。原来在一起谈文论艺的、多少有些敏感纤细的朋友，忽然间都变成了搞机械、搞动力的神经大条的哥们。从此，再也没有人陪我喝咖啡了。

曾几何时，上海交大闵行校区的校园里不仅找不到一家咖啡馆，就连卖热咖啡的地方都没有。我只好从小超市里买三合一的速溶咖啡，带到单身宿舍用电炉烧开水冲来喝。这一喝就是好多年。这段我一个人喝咖啡的时间，也是文学在大学里坠入低谷的时期，学文学的人都是从别的专业，如经济、法律、管理等专业调过来的。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学经济、法律、管理的人有很多都是从文学专业调整过去的。

世异时移，喜欢文学的人越来越少。忽然，我们就迎来了21世纪。忽然，就有人在食堂像卖大碗茶一样卖起了保温桶装的调制好的热咖啡了。而交大这时也开始搞起了综合性大学，一些学文学的朋友陆续到交大来任教。于是，校园的超市里开始有卖热速溶咖啡了，而且，还出现了一间面积不大的咖啡店，而且卖的是现磨咖啡。不知不觉，我又经常在咖啡馆里和同事、和喜欢文学的学生聊天了。

咖啡馆为什么总喜欢“寄生”在大学旁边？这是有重要原因的。

其实，很多咖啡馆的诞生，和文学以及大学有关。那些巴黎文学的男神们常去的咖啡馆大都集中在左岸大学区，如今大名鼎鼎的星巴克，当初也是诞生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附近。另一个著名的咖啡品牌peet's，诞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旁，主要顾客也是大学里的师生。

之所以如此，或许因为不仅作家和学文学的人需要在咖啡馆来寻找灵感，那些科学家和学理工科的人一样需要有个地方交流思想。这也是为什么咖啡馆总喜欢“寄生”在大学旁的重要原因。

但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大学校园的咖啡虽然从“三合一”过渡到“现磨”时代，咖啡香味也越来越浓，可我总觉得，咖啡里好像缺了点什么。对我来说，那就是文学。

有段时间，我虽然也和同事们一起喝咖啡，可聊的却是房价、菲薄的收入，各种课题、核心期刊的论文，似乎那种与文学相伴的轻松时光再也没有了。2007年底，我调到了同济大学工作。就和在交大工作时一样，咖啡馆里的话题似乎总和钱有关。

时间过去好几年。就在这一两年里，我感到，仿佛八十年代那种伴随着咖啡的香味在校园里弥漫的文学气氛又回来了。现在，很多学文学的学生就像我们当初一样喜欢文学才报考的中文系。他们中有不少人的心里又开始升腾起作家梦。有一次我开了一门小说写作课，居然很多外系的同学都跑来旁听。

与此同时，几乎每个大学都开起了正儿八经的咖啡馆，其规模和设施与校园外的那些堂而皇之的咖啡馆比起来，也毫不逊色。

一个大学的咖啡馆的好坏，往往和大学的专业特点和文化传统相关。

在上海的大学里，我最喜欢的咖啡馆，是位于同济三好坞的三叶草咖啡馆。这倒不是因为我在同济工作就爱屋及乌。因为一个咖啡馆的好坏，无非两点：一是咖啡的好坏，二是环境的好坏，以此标准衡量，沪上的几个我熟悉的大学，如交大，复旦，华师大的咖啡馆虽各有千秋，可比起三叶草来终于还是少了点什么。甚至，不夸张地说，三好坞的三叶草咖啡馆几可称之为上海大学里最好的咖啡馆。

作为一名交大的老工友，我其实也常回去看看，如白头宫女般回首往事，享受彼此的友谊的温暖。可遗憾的是交大这些年尽管在大学排行榜上的排名节节上升，但我所战斗和生活过的闵行校园还是一如往昔的粗糙。老同事把我带到五食堂旁边的“校园咖啡”（没错，就叫这个名字），为我要了一杯我习惯喝的美式咖啡，可我喝了一口后，感觉这杯咖啡的名字应该叫“没事”咖啡，因为这杯本应苦涩的咖啡淡而无味，如一杯棕色的水。看到老同事捧着和我一样的美式咖啡甘之如饴，我只好硬着头皮喝下了这杯有颜色的水。

我想，这杯美式咖啡之所以变成“没事”咖啡，或许与交大在郊区有关，可也与交大的校园文化不够精致有关。虽然校园里有宽阔的马路，庞大的建筑，但却难觅一杯精致的咖啡。而华师大中山路校区逸夫楼底楼的咖啡吧虽然紧邻丽娃河，可是却设置在宾馆内部走廊旁，面积狭长，光线昏暗，服务员总是要千呼万唤才为你端上一杯咖啡，而且人只有出去才能看到丽娃河，难免有些煞风景。

至于复旦光华楼15楼的星空咖啡厅虽然算得上是上海大学里最高的咖啡厅，可惜不知道是近年上海的雾霾太重还是设计缺陷，上面的那个玻璃穹顶总是像磨砂玻璃一样浑浊，当你仰望星空时，它丝毫不能给人一种身在卢浮宫金字塔下的感觉；相反，让人感觉是在罗马圆形斗兽场中或者在沙漠里的一顶肮脏的帐篷下……这么一想，似乎连杯子里的咖啡都变得浑浊了。

一个大学咖啡馆的好坏，往往和大学的专业特点和文化传统相关。交大是机电为主的工科大学，虽有气势但缺文化，华师大虽有文化，可又缺乏规划，复旦有文化，也有钱，但却显得“土气”十足。这从星空咖啡馆所在的光华楼的奇奇怪怪的样子就可看出一斑。

或许，只有同济三好坞的三叶草咖啡馆才能做到“两难并”，四美具。同济本来就是一所由德国人创办的学校，校园文化一直比较“洋气”，对咖啡文化的理解和接受相较也更深。再说，同济本来就是以建筑设计等专业为主的学校，在建筑的设计与环境的规划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如三好坞就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同济师生整修校园时兴建的中式古典园林，由著名的建筑学家陈从周先生设计。之所以名为“三好”，是因其时国家倡导学生要做到思想好，身体好，学习好，优秀学生则呼为“三好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读小学和中学时，期末时若能获得一张“三好生”奖状，其光荣有如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

三好坞虽然不大，可却有小河环绕其间，上有假山，竹林掩映，曲径通幽，更有小亭翼然其上，芭蕉怒放于侧。更有诗意的是这家咖啡厅的名字叫“三叶草”，据同事讲，这是取自1920年出版的《三叶集》书名，这本书是早年毕业于同济的校友、美学家宗白华和诗人郭沫若，戏剧家田汉联袂而作的通信集，曾风靡一时。有意思的是，田汉在1921年就以咖啡店为背景写出了《咖啡店之一夜》的剧本，这很有可能是现代文学中第一篇以咖啡馆为舞台的戏剧作品。在该剧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泽奇一边在咖啡店里沉思“我不知道还是生于永久的好，还是生于刹那的好，向灵的好，还是向肉的好？”一边与漂亮的女招待讨论着未来的人生道路，“今后还是去握阔人的手，还是去握穷人的手？”

显然，第一个问题，至今仍然无解，可第二个问题在今天已经不成为问题了，十有八九，大家都是要去握“阔人”也即土豪的手了。

有时候生活和文学是一回事，只不过，有的时候生活模仿小说，有的时候小说模仿生活罢了。

为了附庸风雅，在教学之余，我常与相得的同事和我的“粉丝们”来到三叶草咖啡馆，像林泽奇一样在此啜饮一杯“知识分子咖啡”，闲话一下“阔人”和无产阶级们钟爱的最新式的文艺，从好莱坞的变形金刚聊到来自星星的都教授，再聊到艰深的法国理论，几乎无话不谈，无谈不“海”（high）。我和聚谈诸生皆不奢淡巴菰，但却还能做到灵感四溢，估计主要还是咖啡因的激励作用。我常扪心自问，之所以我现在还愿意留在同济教书，除了离家近外，大概也与同济有着上海高校里最好的咖啡馆有关。

可只要是人，都会有缺点。我比别人多了个毛病，那就是我喜欢把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写入小说，三叶草咖啡馆作为我的心头好，自然不可避免地被我写入各种文字之中。这样做当然不无风险，可也有意外之喜。有一次我的小说编辑和我在这里碰面，她很惊讶地发现，原来我的小说里提到的三叶草咖啡馆居然是真的。她顿时对我的小说的真实性更平添了一份敬意。

在我看来，有时候生活和文学是一回事，只不过，有的时候生活模仿小说，有的时候小说模仿生活罢了。所以，每次，当我来到三叶草咖啡馆，只要端起一杯飘着香气的咖啡，就会像普鲁斯特端起那杯泡着小玛德兰点心的咖啡杯一样，霎那间，脸红耳热，心如鹿撞，昔日的岁月如潮水般奔涌而至，转眼就将我拉回到对过去的回忆之中。

我会想起自己小时候总也当不上的“三好”学生，我会想起宗白华，郭沫若和田汉三个好基友之间因文学产生的崇高的友谊，还会再次想起八十年代，我感到自己重新回到了那个弥漫着三合一咖啡香味的文学时代，我还是那个幼稚却热情的文学青年，对未来充满梦想……虽然现在我自己还没写出一篇像样的小说，可在将来却仍有可能。

现实并不总如梦想让人愉快，可在一杯飘着香味的咖啡面前，我觉得，现实也如梦想一般美好了。

(作者为同济大学中文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