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源远

全球化是现在的热门话题。但全球化的内涵是什么？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同理心。

100年前的全球化和今天的全球化

先从两个小故事开始讲起。

1904年，16岁的顾维钧得到政府奖学金去美国纽约留学。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顾维钧在当年绝对属于“富二代”。他到美国干什么呢？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兄弟会，参加游艇社、滑艇社，这在美国是非常本土化的活动。他还参加演讲社、辩论社。110年后的今天，看一下我们现在身边的留学生朋友，包括我自己之前留学时，我首先就很惭愧，完全没有像他这样全球化。

还记得2006年至2008年，我在美国读第一个硕士学位时每次课堂发言都非常紧张。美国课堂的讨论非常热烈，所以我也必须努力讲一点东西。但我常纠结于自己讲得好不好。记得当时至少一周有三四次，晚上上完课之后会拉着一个美国同学，请他给我反馈。但凡出去，我们总要喝很多酒，所以在酒桌上我提高了英语，当然也提高了以后课堂发言的水平。这就是我个人的经历。

可相比起100年以前的顾维钧，他是怎样融入美国的大学课堂的？他又怎样融入美国社会的呢？他真是很值得我们今天的所有人去学习——须知，这而是100多年前的全球化。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加入世界银行前，我曾经为卡特总统工作了大约6年，做他在中国项目的助理。

他是中美建交总统，也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他做过一些在外交上非常“高大上”的事情。但有些事情大家可能并不一定知道。2009年，他去四川邛崃县盖房子，卡特每年会拿出一个星期的时间参加美国的一个NGO组织“人人家园”，去世界各地盖房子。2009年是在四川，因为那是大地震后的第二年。

当时和他一起去的一个香港明星说，我们盖房子都是去拍个照，“意思意思”就好了，但是卡特真的是去盖房子。

这其实也是一个全球化的故事，当你不考虑自己的身份或者别的什么而真正去做一些实事时，去一个地方就是真正地去了解当地的文化、当地的生活和社会。这就是全球化思维。

全球化里的变与不变

全球化也有变量和常量——什么东西是一直在变化的？什么东西又是这么多年来不曾变化的？

变量就是我们所能看见的全球化，现在我们身上穿的衣服、戴的手表、穿的鞋子、开的车、坐的飞机，这些东西是我们能看见的全球化，是不停地在变的。

这些变量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对人类社会、对人类沟通的方式有什么影响？科技对人有什么影响？对于这些问题，每个人会有每个人不同的答案。试想，如果当年顾维钧有手机，1904年，可以不停地刷他的朋友圈、刷他的Facebook、刷他的微博，他会不会做不同的选择，他还会不会不去参加游艇社、滑艇社，还会去参加辩论社吗？因为他完全可以通过科技、通过现代的这些手段去跟在国内的家人联系。

确实，世界一直在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扁平，可有些东西是不变的。

在全球化里，什么是不变的？任何成功的全球化的人和企业亘古不变的是同理心。简单地说，就是你如何去想别人之所想。这在全球化时代真是非常重要。

之前讲的两个例子，第一个是顾维钧，第二个是卡特，他们具有非常强的同理心。所以，他可以去到一个新的社会、新的环境，想他人之所想，且让自己融入。顾维钧在年轻时一直用英文名，后来他回到中国，就一直用中文名。他到底是一个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这很难讲，不过他一定是一个全球化的人。

同理心为何是全球化的常量

为什么同理心是全球化的常量和不变的东西？

以企业为例，大家熟悉的一些品牌，比如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等，它们到了中国，要不断地改变才能够让它被中国社会所接受。

我以前读商学院时，听很多可口可乐以前的高管同学说，可口可乐是一个全球公司。一说到全球化，如果你想让不同文化的人穿不同的衣服——这非常简单；想让别人看不同的电影，去接触不同的文化产品，这也不太难。因为人类社会发展中有很多事情是共通的。但你想改变别人的胃口，吃什么、喝什么，这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像现在的很多人，就是“美国心、中国胃”，不管到什么地方，你对中餐的情怀是很难放弃的，所以，吃东西是最难改的。但是，可口可乐或麦当劳公司，它之所以全球化能做得好，是因为企业本身就有同理心，完全基于本土化的同理心。

现在，我们可以再看一些做得不太成功的国际化企业。比如，中国的很多企业也在“走出去”，这些企业拿着在中国已经屡试不爽的一些商业模式、屡试不爽的一些跟社会打交道的方式去另外一个市场，很多时候就会“碰钉子”。这就是作为企业和企业管理人员，在同理心方面需要加强的地方。

全球化的变量正在侵蚀全球化常量

可现在，看得见的全球化却正在侵蚀着看不见的“同理心”这样一种全球化心态。

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对信息的控制和选择比以往要强很多。对很多人来说，不喜欢的东西可以不看，信息成了一种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东西。比如，你要跟一个男生或者女生出去约会，对方是不是真的在乎你，这只需要看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对方有没有在刷手机，这是现代人总结出来的一个真理。如果我不在乎你的话，我有一条出路——去看我的手机，我一样可以得到社交情景。但是当年顾维钧可没有手机，所以他没有办法，环境逼着他必须全球化，必须去锻炼同理心。

现在，我们有发达的现代科技，有很多选择，即便是在非本土文化环境中，我们也可以选择不融入当地的文化。所以从个人角度来看，科技使我们变得更加不全球化了。

现在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任务：在网络时代，每一天都要锻炼自己的同理心。比如，如果现在突然开始下暴雨，我的同情心会使我对外面的人说：你们快点进来，否则淋湿了容易感冒。但在同理心的驱使下，我可能也会跟你一起出去淋一下雨。因为你没有伞，你也进不来，那我出去跟你一起淋雨。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但是，同理心会让对方很快感觉到你对他的尊重和理解，马上可以在一个层面上对话。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修为，就会有真正的互相了解，我们才可以真正地做到像100年前顾维钧那样真正的全球化，变成一个全球公民，而不只是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狭隘的中国人或者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

（作者为世界银行网络传播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