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不管是在新闻里还是在文学作品中，一旦出现“大凉山”“西昌”或者“安宁河”这些字眼，心头澎湃的情绪就如同初恋时节在路上遇上暗恋的女孩。那时候，我的文字总走不出由这三个字眼组成的故乡，散文，诗歌，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都在那里。连做梦，都奔走在回家路上。我曾仔细分析过故乡为什么让我如此痴迷而不能自拔，是因为那里有我的父母兄弟，有熟悉的乡音，有熟谙的粗茶淡饭，有熟稔的山山水水。故乡给了我一份亲情，一份怀念。除此之外，似乎一无所有。但我还像那个初恋时节的男孩，不管心仪的女孩是不是懂得我，仍旧一厢情愿地暗恋着。

因为要养家糊口，因为长江之尾黄海之滨有我一份事业，在退休之前，故乡扮演的是我探亲对象的角色、一个小小的歇脚地。在退休之前，不可能在那里长住，退休以后大概也不可能住回去，一个村子，大半人不认识，没有我的社会。那里将成为我永远回不去的故乡。

回不去是世界，是故乡；总想哪一天回去的情绪，就是乡愁。

这些年，逮上个机会我就会回故乡住上几天。故乡的情调变了，跟爷爷同时代的老人，走得一个不剩；跟父亲同时代的，已步入老年；我的同龄人已人到中年，各人忙着各人的生计，比我年轻的，我们彼此不认识。当认得我的人向年轻人介绍我是某某的时候，他们像中了魔法似的说出相同的话：“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作家！”几个弟弟相继成家，几个侄儿侄女跟我的女儿那样一年一年长大。小村无法挽留年轻人的脚步，翅膀稍硬，便一拍翅膀飞向城市。小村的道路在改变，房屋在不断翻修，每一次回去都会发现，我认识的人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又走掉了几个，跟风吹走了似的，无影无踪。

维系我乡愁的人和物都在改变，故乡能被我感知的熟悉的气息越来越微弱，乡愁变得越来越不可捉摸。

火车提速、飞机票打折，让曾经在火车上熬五十多个小时的漫长细节，一下子缩短为一二十个小时甚至三四个小时。快到我还没有把频道调过来，就到老家大门口了。还有电话和手机，从前四天才能寄达的情绪，如今动一下指头就能搞定。还有微博、微信，故乡每天发生的大小事情，从天气到高原湿地开发、排污抗污，都在眼球跟手机屏幕那么短的距离上。还有，我在第二故乡有了自己的孩子。她的出生让我有一种在脚下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的感觉，我将成为孩子的起点和圆心。孩子长大了，小学、初中、高中，眼看就要上大学了……我对老家的乡愁跟春天开河的冰凌一样，再坚强也无法阻止崩塌的命运。

我的父母在故乡替我留了一小块土地，希望我回去建房子。在故乡，除了父母、亲朋，我还有两分自留地。有现在这份工资，再在老家的自留地上经营一个梭罗笔下的庄园，那种无忧无虑的田野牧歌生活，的确令人向往。只不过那该是退休后的事情。我估计，待到退休，我早已没有这份心境，到那时候，我的孩子早已成家，我是做外祖父的人了，我成了我女儿的故乡。

人生的维度就那么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却又非常简单。任何人心头都有一份乡愁，哪怕从来没离开过自己的出生地。比如我的邻居，买土豆要买本地土豆，买鸡蛋要买家户蛋，买鱼虾要买野生的，诸如此类。本地土豆、家户蛋、野生鱼虾我们也喜欢，虽然我从前生活在四川，他们一直生活在江苏，那是我们童年和少年时候共同的味道。良种蔬菜抑或转基因蔬菜吃到嘴里，口味差得跟从前的猪食一样。乡愁从味蕾开始，跟离不离开故乡没有多大因果关系。

这种乡愁已不属于地理范畴，这是一份精神乡愁。

2011年，从鲁迅文学院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梦境都在文学馆路、中国现代文学馆、鲁院的教室和宿舍里。后来多次到北京出差，无论时间多么紧张，都要挤出时间回去看一看，而且一般都挑鲁院老师不在院里的时候。铁打的鲁院，流水的学员。树长高了，院子更美了，池中的红鲤鱼变大了，文学雕塑又添了几尊，教学楼里添了许多学员留下的器物。但在我心底，“鲁十五”的气场还在。仿佛我们同届的学员都还在宿舍里指尖飞舞，构筑皇皇大著，只要在楼下喊一声“打球啰”“拔河啰”，就能把大家热热闹闹地招呼到楼下来。徐则臣从中关村跑来，樊健军和丁小村各翘一支香烟在两门边斜靠成哼哈二将，吕翼歪戴着山地帽在研究稿子，朱子青和郭晓琦用大西北的沙漠嗓门唱着从没听过的情歌，邹元辉摘了一脸盆桑葚招呼大家打牙祭，瘦弱的曹永像六耳猕猴蹲在屋檐下，身边的郑小驴鬼点子在眼睛里咕噜噜转，恩克哈达和傲登端着马奶子酒唱牧歌，杨树和符力买了好多啤酒，还有皮皮虾斯继东、“军中恶霸”王凯、脸上“零件错位”的徐峙、河北才子张楚、歌星警察吕铮、皇城马拉松冠军姚摩、百鸟朝凤的肖江虹……都是一班好兄弟，感觉非常美好。也只有在不碰上熟人的情况下，才有这种美好。在鲁院，能碰上的熟人自然是我们亲人一般的老师。徜徉半日，徘徊于小径，在往事中流连忘返，临到离开前半个小时，一定要去拜会老师，人就落到现实了，落到现实是很痛的，不过，要是不落到现实，更痛。

这个别致的学院，成了多少中国作家的精神故乡。

乡愁如果有生长期，其童年和少年期，是地理意义上的乡愁。慢慢生长，就长成精神乡愁了。

文/李新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