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有记者打电话来，问我现在买书感觉如何。我说一则以好，一则以不算太好。这是与从前比较而言。“从前”指七十年代末，我刚买书的时候，也就是“文革”以后，外国文学名著开始“解禁”的时候。今昔不同，首先在于如今在书店里看见一本想要的书，无须急忙掏钱，过上两三个月，照样还能买到。从前可不行，一本书错过，也许第二天就买不着了。只好从书店门口的“黄牛”手里买加价的，书本不贵，无非加三五毛钱而已，不过已是很大的百分比了。有段时间书店柜台一角备有两份报纸，一为《社科新书目》，一为《上海新书目》，可以查看即将出版的书，登记在卡片上。书到后，书店会把卡片寄来，凭此去买给你保留的书。后来无此必要，这项服务措施也就淘汰。现在到处都卖降价书，九折八折不等，网上价格甚至更低，赶上促销，还有半价的呢。

所以现在买书容易多了，也方便多了；然而当初那份儿乐趣，几乎谈不上了。乐趣在于得之不易；进一步讲，一时欲得而不能，也未始不是一种刺激，及至终于到手，则岂止快慰，简直是兴奋异常了——这里免不了有点坏心眼儿，即自己拥有而他人没有，很是得意，可以炫耀一番。相比之下，现在感觉可就平淡得很。所以虽然多年过去，打开书柜一看，哪本书当时在哪儿买的，和谁一起买的，仍旧了然于心；后来买的反倒有些模糊，甚至连买没买过都记不住了。此为个人感受，扩大来讲，也可以说是图书市场日渐萧条的一点反映罢。随便找出一本三十年前的书，开印动辄几万、十几万，还是一抢而光；现在的书不过三五千册，居然卖不出去。买新书根本算不上收藏，然而收藏亦必有一前提，即物以稀为贵是也。从这一角度讲，我觉得人们与其收集那大量发行的邮票，倒不如搜罗这种印数无多的图书呢。

记者还问我喜欢到什么地方买书。我说暂且没在网上买书，去的还是实体店，就近而已，只要是较大一点的书店，哪儿都无所谓。过去就不一样，不同的书店品种总有差异，出去买书，往往要跑几个书店。大洪兄与我是因买书而结识的朋友。他那时在工业学院读书，星期天进城买书，我们先在王府井碰面，然后去东四，北新桥，我到家了，他还要一路去交道口，地安门，新街口，动物园，首都体育馆和魏公村各处一转，才回到学校。有时再多走几步，则拐到西四，三里河或西单。其中不少书店今天已经不复存在。我尝说，如果要写三十年来北京书店的变迁史，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那一段儿很少有人比他更熟悉了。

过去有不少书是内部发行的，不知道门路，就无法买到。王府井、西四和新街口书店都有机关服务部，可以径直进去买门市不卖的书。最大的内部书店在西绒线胡同，管理并不太严格，自己写封介绍信，盖个随便什么单位的戳儿就行了。那里也是我们每周必到之处，有一次我买着马克·斯洛宁著《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月出版），回家以后，一口气读完，居然已是黎明时分。此外东单三条西口还有一家内部书店，不过地方很小。王府井南口外文书店楼上，火车站对面邮局附近，也曾经卖过内部图书，而且不要介绍信，这两处连同东单三条那家现在都拆得无影无踪，提起来也很少有人记得了。我的一本《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便是在外文书店楼上买的，封底只署“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编印”和“一九八一年十月，北京”，并非正规出版物，当时这种书有不少。还有一套群众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印行的《古拉格群岛》，共三册，买到却颇费周折。因为上述胡乱开的便笺不管用了，须持有局级介绍信，长安街上那家读者服务部才肯发售。我赶紧四处托人，帮上忙的一位副局长不很放心，追问到底是什么书，我说是地理书，这才开出介绍信来。回想起来，当初岂止是买几本书而已，对我来说，一生的思想基础多少就因为读这些好不容易买到的书而奠定，所以对有关出版社、书店和卖书的人，不能不怀有几分感激之心了。

大洪兄和我每次买书都要仔细挑选，他最在意书角有无磨损，我则更讲究书脊是否平整，这习惯一直延续至今。过去买书困难，可供取舍的余地不大，而且没挑上一会儿，已经惹得售货员讨厌了。现在则要方便得多，几乎可以由着你的意愿挑选。一时找不到满意的，不妨下回再来，反正也卖不完。过去买书回来还要逐一修补，可能与装订普遍简陋粗糙不无关系，现在倒不大费这个劲儿了──多半是用不着，再说也不复当年兴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