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

赤脚医生这个名词，大约是三十多年前使用的吧。我以为这仅是一个特殊年代的产物，没想到，近日在一家媒体上还看到有关报道，说是某地行医五十多年的赤脚医生，至今没有拿到乡村医生执行证，为此，七十多岁了还在复习迎考，作“最后一搏”，并且交了460元“报名费”。看了不免令人尴尬又心酸。

这使我想起了我小时候见到过的赤脚医生。而想起时，脑海里首先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落日的余晖洒在村庄的上空，使平时显得破破烂烂的村落有了一点亮色和生气，绿树、野茅也染上了晚霞，在风中轻轻地摇曳，而我们这些小孩子都在村道上、草坡间追逐、打闹，像一匹匹小兽。这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赤脚医生来了”，“赤脚医生来给我们种牛痘了！”我们抬头一看，果然看见村巷里有三四个背着药箱（有的还穿着白大褂）的人在走动。不知谁呐喊一声：“跑啊！”我们顿时像被惊动的鱼儿四散开来，有的很快消失在村巷的转角，有的甚至飞一样越过矮矮的墙垣，奔窜而去。我也逃到了打谷场上的稻草堆里。有一两个赤脚医生跟在我们身后喊：“别跑，别跑！”但他们基本上还待在原地商议着什么，接着是挨家挨户动员，守候。天色黑定下来，我们不得不回家，终于手臂上少不了要划上一两个小口子，滴上几滴药水，似乎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疼。过了几日，手臂上就结出了蚕豆一般大小的瘢痕，这是赤脚医生留给我们的终身的印迹。

我们大队的赤脚医生是隔壁生产队的小爱，也是一位本家姐姐，我们互相都认识。她虽生于乡村，但因为读过书（初中毕业？），气质脱俗，又面容姣好，皮肤白皙，身材窈窕，尤其是一双大大的眼睛，汪积着两潭清澈的泉水，而且仿佛总将要流动起来，含着盈盈的笑意，因此，人人喜欢她。我不知道她是哪一年就开始做赤脚医生的，只记得她们曾经到县里接受过培训。我有一次在县城里遇见她和她的同行结伴走在大街上，有说有笑地走来，而小爱的笑声尤其响亮。看到小爱意气风发的样子，我很羡慕，也在心里期待她做出一番事业。不知我为什么这么想，只是我觉得那么超凡出众的她应该如此。

可是，她回来后，也并没有做出什么“惊人的业绩”，博得很大的名声。她仍然默默无闻地生活着，承担着她的那一份责任：“救死扶伤”。所以，我常看见她背着药箱走到村道上，给患病的乡亲们拿拿药，给不舒服的孩子量量体温，也到孕妇那里问问情况，甚至帮助接生，或送临产的女人到医院。此外，稍稍突出一点的印象，就是她曾和隔壁大队的黄医生（也是赤脚医生）一起来我们村给一位中风的老人做针灸。她用纤细的手指拣起一根根银针，准确地扎到穴位，病人身上很快扎上了好多根针，扎得那么深，我看了都有些害怕，但她和黄医生——这位黄医生年纪大些，像是她的师傅——扎得得心应手，有条不紊，令我非常敬佩。

我们村跟小爱姐的村庄相距不远，她的家庭情况我大抵知道。她是独生女，父母年龄不大，又很健康、勤劳，所以家境在我们那里算不错的。因为没有儿子，她父母又抱养了一个男孩，比她略大一两岁，也已长大，成为一个朴实、敦厚的乡村青年。他们从小一块长大，是兄妹，但长大后，父母做主要他们结为夫妻。据说，小爱是有些不情愿，但她是个孝顺的孩子，父母之命难违，就同意了；原来是一家人，现在更是一家人了。不过，我那时就在想，从小为兄妹，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一下子变成夫妻，心里多少还是会有些别扭吧。但我一点也看不出小爱有什么异样，偶或见到她，还是那样带着盈盈的笑，对妇女、孩子嘘寒问暖。

我从小身体还算顽健，很少跟医院医药打交道，直接跟赤脚医生接触的机会也不多，只有一次例外，便成为难得的记忆。那一年（大概小学五年级）夏天，我的背上生满了热疮，到了秋后，还不见下去，妈妈着了急，要我到排门（生产队）找满山大爹用艾草灸灸，或用别的土法治治；父亲则让我去乡卫生所看看，看了的结果是要打针吃药。吃药好办，打针要麻烦些，不能天天去卫生所，只好在上学的路上拐到小爱姐家，由她注射。小爱姐自然没有二话，于是，每天早饭后我先到她家打一针，然后再去学校。她家不难找，三四间土屋，外有一个小院。我第一次去时她的父母好像都不在家，丈夫在，也是认识的，很厚道的一个人，见到我客气地打招呼，就拿着工具在院子里干活去了。小爱姐还是笑吟吟的，很亲切，而且那时刚生了孩子，身上散发出一种母性的气息。她从里房拿出药箱，放在堂屋的桌上，取出针管，细心地敲碎我带来的药瓶，从里面汲取药水，让我伏到凳上，露出一截臀部，在我没多少感觉时就把药水注射进了我的体内。我道了谢，就离开了，一连五六天都是如此。到了第五天头上，我的热疮早就好了，可是我多希望能天天这样来让小爱姐打一针啊。

她的家与一般人家比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也没有见到药柜什么的跟“医疗”相关的器物。在堂屋与另一间屋子之间有一扇玻璃做的墙壁，感觉有些稀奇。

以后还偶尔见到小爱姐，只是眼见她渐渐褪去了青春少妇的光彩，行医也似乎日益减少，更多是忙于农活，如买种子、化肥、农药或卖公粮什么的，会路过我们村口。我知道，她终于回到了普通农妇的角色。

当然，我上了大学以后，也很难再见到她。数十年过去，也不知她过得如何，是否还偶或行医呢？如果已不行医，也就不用去考什么乡村医生资格证了吧。

应该补叙一句的是：当年和小爱姐一起出诊的那个黄医生，在我的少年时代就去世了，好像得的是肺结核。他大约是我们那里医术比较高明一点的，也有文化，我的父亲曾经多次在谈话中提到他，引用他说的话。他会针灸，但他对自己的疾病无可奈何。他的遗孀在乡中学里当炊事员，后来又嫁了远地的一名离过婚的中学教师。这个教师并不争气，人也很猥琐，婚后他们并不幸福，若即若离，好像最后也不在一起了。黄医生的儿子倒很争气，升学一路顺利，直到出国留学，现在美国。

我永远记得这两位乡村医生，永远记得小爱姐在县城培训时意气风发走在大街上的模样。一个人的青春岁月是多么美好啊，一次小小的机遇就可以激起一大片光华。

可惜，对于那时候的乡村里的人们来说，这样的青春岁月、这样的光华是太短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