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洁
1998年3月,我刚学会上网那会儿,在高人指点下开始用Yahoo!找资料。当时输入的第一个检索词便是“邱岳峰”。过了一阵,经常去闲聊的论坛里,有个网友突然说:“我今天去南京东路新华书店,买到了苏秀写的《银幕后的岁月——我的配音生涯》。”
于是瞬间被击中。耳边回响起英国电影《孤星血泪》里老小姐哈威夏姆那声古怪而阴郁的“匹普”,童年阴影无边地铺展开来,心却开始激动地狂跳。人的一生有时会不期而遇这样的难以忘怀的时刻,就像浮士德由衷地叫出“请停一停”那样的时刻。
第二天就去了南东,就在上楼左转十几步的书架上,有两三本《银幕后的岁月》正静静地站在那里等我。我小时候最喜欢上译厂配音的电影,但彼时不看译制片已经很多年,唯一可以用来和童年的观影经历接通的是几盒几乎要听坏了的老电影录音剪辑的磁带,翻开这本书,自幼便稔熟了的声色气息扑面而来,它马上成了我金不换的珍宝。
现在想想,那就是我和《我的配音生涯》这本书的初恋了。
16年过去,《我的配音生涯》从最初的那本不起眼的小册子华丽变身两次,成为现在高大上的模样。其中的原因除了苏老师痴心不改、笔耕不辍,编辑陈飞雪同学忠实守候、志在必得之外,上译厂多年经营的精湛艺术培养的观众群落也是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因为这股力量,1998年出版的《银幕后的岁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和2005年出版的《我的配音生涯》(文汇出版社,下称旧版)早就卖断货了,据说在有的网店,已经有书商给旧版《我的配音生涯》标上了每本468元的天价。
旧版问世的时候,我曾经写文章谈过《我的配音生涯》的意义,我当时说:“尽管我们或多或少都看过译制片,也能叫得上来几个配音演员的名字。但是,对于那些电影、那些名字所蕴含的真正意义,以及他们的隐遁所暗示的文化危机,却未必都能心领神会。”我现在还想再多说一些,把话再说透一些。这本书在我心目中分量如此的重,不仅仅因为我目睹了它从酝酿到成书到扩充再版的全过程,甚至也不仅仅因为它凝聚了苏老师对配音事业倾注的毕生心血。我现在十分郑重地写下我对这本书的意义的理解:对于中国配音事业的拓荒者和把它带入巅峰状态的艺术家们,它是一部信史;对于译制片的受益者、配音艺术的享用者和怀旧一群,它是一种寄托;更重要的,普通读者可以借着展卷了解一位配音艺术家和她的同事们的艺术人生的机会,从一个特定的视角,重新审视和深入思考有关共和国人文艺术史的种种问题。
苏老师担任译制导演的片子有几百部之多,拥有观众最多的我想应该是《虎口脱险》。这部电影我看了大概能有三十几遍吧。
电影一开始,一架英国轰炸机在巴黎上空被德军击落,机组成员全体跳伞。镜头切换到歌剧院里,指挥斯坦尼斯拉斯正在指挥乐队排练。一个乐章完结,指挥很满意,他点头说:“谢谢!你们奏得很好!奏得很好!”旋即看到两个在偷偷聊天的乐手,他火儿了:“就是你,我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你不停地说话,老不集中!你要全神贯注!”再凝神一想:“这个作品要按我个人的理解,奏得还不够奔放,还不够慷慨激昂,要慷慨激昂!叭叭叭叭帮帮帮帮帮……帮!帮!帮!!!现在呢,见鬼,呢呢呢呢呢呢……就像温吞水!好像不错,其实很糟,很糟!回到十七小节!”
“回到十七小节”,多么令人心动的台词!这也是陈叙一的,邱岳峰的,苏秀老师的上译厂习惯的一种工作状态。唯其曾经拥有过这样的工作状态,且日复一日,几十年不易,这段高难度的台词,经由译制导演苏秀老师的设计和配音演员尚华老师的声音表演,才能达到如此精准的声画合一的配音效果。
来看看苏老师在书里是怎么回忆的:“在《虎口脱险》开始工作,导演对全体讲戏时,尚华对指挥亮相戏,提出‘他开始说演奏得很好……怎么忽然又认为整个演奏都不对了?’我忽然想起了当年陈叙一厂长在鉴定《远山的呼唤》时,也是开始说:‘这部戏配得不错,王建新不错’,然后忽然话锋一转:‘小翁不够夸张(小翁配小店主虻田)。这肯定是导演的责任(指我)。导演一贯喜欢含蓄嘛!毕竟配戏一向以不变应万变,这次的感情怎么那么丰富?小丁的戏,一半配得好,一半不好,也别补了,补也补不出来了。’”
怎么样,老头儿(上译厂演员们对陈叙一厂长的昵称)就差说“回到十七小节”了吧。
所以,“回到十七小节”,一遍一遍寻求趋向完美的可能性,这就是陈叙一和他的团队的工作态度,也就是苏老师的人生态度。
可以说,《我的配音生涯》这九年的修订增补的历程,也是这样一个“回到十七小节”的历程。
最早的修订来自我的一个发愿。
我最喜欢听苏老师聊天了。有的话题,明明听她讲过了,偶然她忘记跟你说过,又说一遍,也愿意再听一遍。《我的配音生涯》里的很多文章,就是苏老师经常谈起的一些话题的直写,比如《恍恍惚惚的一群人》,《邱岳峰——我们配音演员的骄傲》,就几乎原样地听她讲过。苏老师讲这些事的时候,语气不急不缓,语调摇曳有致,哪怕我们在边上听得乐不可支或者愁肠百结,她总是那样不急不缓,娓娓道来。殊不知,她一边回忆,一边讲述,一边正是在打腹稿呢。这样的文字才真正是“我手写我口”,无铅无华,妙趣天成,可以用作写文章的范本的。2005年,《我的配音生涯》终于付梓出版,当时我就说,苏老师那么生动的讲述,变成铅字一行行规规矩矩排列起来之后,那种让你如临其境的感觉就打了折扣了,如果能挑选这本书里的精华章节再录一个有声读物出版该多好!
当时是当梦话说的,没有想到随后的一两年,因为得到来自中央电台、上海电台、译制厂的几位贵人的协助,苏老师真的选择《我的配音生涯》里讲述她的同事们的精华桥段,配以录音剪辑,制作了一套叫作《余音袅袅》的声音光碟。这事的来龙去脉,苏老师在新版增补的《我奉献给你们的礼物》和《总会遇到“同志”》这两篇里已经备述了。
在录制《余音袅袅》的过程中,苏老师把书中需要提炼出来做有声版的章节进行了一次修改润色,她往往头两天改,后两天就拿着用铅笔划过道道、增减过文字的书去译制厂录音。就这样,把《余音袅袅》她解说的部分录好,相关的文章就全部改过一遍了。她录《邱岳峰——我们配音演员的骄傲》那篇的时候我陪她去的。她静静地坐在录音棚里,就像平时对我们讲故事一样,不疾不徐地读着,读到最后一句话“他去世的那天晚上,中央台播出了《白衣少女》”的时候,她先是轻轻啜泣,随后泣不成声,过了很久才平复下来,把这句话完整地录好。
因为读书写作已经成为自己的一个爱好,所以,尽管《我的配音生涯》出版了,《余音袅袅》也录好了,苏老师还是不断地写了新的文章发表,这九年里写下的文字,就是现在这本《我的配音生涯(增订版)》里增加的1/6的篇目了。
这些年里,苏老师的思考依然是围绕她的“红舞鞋”——配音和译制片展开的,她思考得最多的问题,用2006年在北京开的一个小型研讨会的题目来说,就是译制片“活着,还是不活”的问题。这些年她用这个问题考问过很多人,更是久久地考问着自己,真像鲁迅说的,纠缠如毒蛇那样地思考。为此,她以八十多岁的年纪,还是不断地把重看老译制片和审看新译制片当作自己的一项日常功课来做。听说德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译制片事业非常兴旺,她就托朋友、学生带这些国家的译制片碟片给她。前几天,她转发给我一篇文章,是施融给她看的《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这篇文章介绍了现在德国的配音业的现状。文章说:“在法国、西班牙和讲德语的国家,配音是进入市场的首要条件。据德国联邦电影委员会估计,德国去年上映的约175部英语影片中,超过九成是配音版。”而接受采访的首席配音员迪特马尔·文德尔说:“作为一名配音演员,你能得到的最好赞美就是没人意识到这是配的音。我们的工作就是消失在原版后面,让观众不会想起这一点。”苏老师在给我的邮件里这样写:“这是施融发给我的最近纽约时报上面的一篇文章。他说:‘你看了要吐血的。’但是它也印证了我的很多想法。如:译制片应力求完美。在细节上投入。最好让观众忘记这是配音。苏秀”
苏老师,一位马上就要过九十大寿的世纪老人,除了是一位老导演、老艺术家,她还是一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见证人和亲历者。因此,她的书里也渗透了这方面的追忆和思考。不可置疑,中国译制片的历史,本来就和共和国风云休戚相关,上译厂的几位最著名的演员,邱岳峰、毕克、尚华,以及老厂长本人——苏老师曾经独立组稿,专门为他们四个人编了一本书,叫《峰华毕叙》——他们的从艺经历也都是跌宕起伏,非片言只语能够尽述。长年累月被“内控”的邱岳峰、尚华,因为参加过国民党的篮球队背负了“国民党特务”罪名的毕克,还有其他更多的莫须有罹罪的同事,自然也包括自己在“文革”当中被关“牛棚”的经历,这些都引发了苏老师对国家命运的长久的思考。
2009年4月的一天,苏老师给我打电话说,多一张《高考1977》的电影票,问我看不看。我说看,第二天就一起去看了。放完电影一亮灯,我发现她在抹眼泪。她说,看电影的时候,自己一直在哭,从头哭到尾。因为想到很多事情。那些年,她的三个孩子有两个去插队了,侯牧人到东北插队的时候还不满16岁。那天去送侯牧人,她忍着一直没哭,回家之后,发现女儿侯牧遐把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了,于是和女儿抱头痛哭。而我拿的这张票本来就是侯牧遐老师的,她坚决不肯来,因为她本人就是知青,而且1977年参加高考已经被录取了,但是名额被别人顶了。她觉得要是来看了一定会受不了。这些事情,苏老师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叫作《我家的“一片红”》,也收在增订版里了。这种即小见大的通过自身经历写国家命运的文章,在这次增补的内容中比较多。它们也就是最近十年来,译制片的兴衰之外,她的另一个寤寐思服的问题。
最近接受采访时,苏老师又一次说起,自己就像穿上了《红菱艳》里那双停不下来的红舞鞋。我觉得这不仅仅体现在对完美艺术的思考和追求上,也体现了她作为一名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的责任感。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苏老师喜欢以背诵古诗词的方式做头脑体操,她最爱的一首是陆游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坐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这便是一位大艺术家的大境界,大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