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两图均为清末民初上海报纸上的“谋得利”牌录音机的广告

陈平原

1924年5月30日，正在广州养病的孙中山，应上海《中国晚报》的邀约，在广州南堤的小憩俱乐部，对着留声机进行演讲。此演讲被制作成三张每分78转的胶木唱片，其中包括两张国语（普通话）版，一张粤语版。这是唯一存世的孙中山完整录音，弥足珍贵。原版唱片很难觅得，但托数码技术的福，现在各大网站上很容易找到并下载。至于文字部分，1928年“首都各界总理逝世三周年纪念会印赠”的《孙中山先生演讲集》以《同胞都要奉行三民主义》为题，收录了这四段国语版的演说词，副题为“十三年五卅应上海中国晚报之请受音于广州之留声机片词”。这几段“大家要醒！醒！醒！”的喊话，日后有好些版本，题目各不相同，原因很简单，这本就不是完整的文章，也不是真正的现场演说。

本来，演说乃孙中山的特长，也是其提倡革命、募集经费、动员群众的主要手段。孙曾自称：“予少时在美，聆名人演说，于某人独到之处，简练而揣摩之，积久，自然成为予一人之演说。”（参见刘禺生著《世载堂杂忆》之《孙中山先生语录》）除了讲稿的准备、现场的控制，中山先生还特别强调平日如何练姿势与练语气。可惜的是，这些对于现场听众来说必不可少的“演说技巧”，在速记稿或整理稿中，是不太能体现出来的。

演说在晚清的兴起，绝对是一件大事。1899年，梁启超接受日人犬养毅的建议，将学校、报章、演说定义为“传播文明三利器”；而且，基于对中国教育现状的了解，梁启超认定“国民识字少者，当利用演说”（任公：《自由书》）。此后，整个20世纪中国，无论哪个政党、派别或个人，只要想进行有效的思想启蒙或社会动员，都离不开“演说”这一利器。

晚清以降迅速崛起的“演说”，不仅仅是政治、社会、学术、文化活动，甚至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文章变革。那些落在纸面上的“声音”，包括演讲的底稿、记录稿、整理稿，以及模拟演讲的文章，对白话文运动和文章体式改进的积极影响不容低估。广场上的演说，不同于古已有之的著述，不能文绉绉，谢绝掉书袋，更忌佶屈聱牙的表述，必须尽可能口语化，突出大思路，倾向于畅快淋漓，这才可能有好的现场效果。而这一点，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坛乃至学界的风气。

问题在于，有一利必有一弊，这些面对公众的“演说”，一旦整理成文，在便利传播的同时，必然减少原本很重要的现场感——比如口音、语调、手势、抑扬顿挫，乃至演讲者的各种肢体语言。现场听众都明白，这些无法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感觉与氛围，对于一场演说是多么重要。可现代史上很多擅长演说的政治家或学问家，我们只能欣赏其精彩的演说词，却无法真正聆听教诲，实在很遗憾。

这不是技术障碍，而是观念问题——古往今来，在很多读书人心目中，落在纸上的才是真正的文章，至于那些随风飘逝的声音，不值得过分重视。可是，留声机的出现，注定将改变这一切。美国人爱迪生1877年发明了留声机，20年后风靡全球。最早将留声机及唱片引进中国的，是位于上海南京路上的英商谋得利洋行（MORTRIE），据说时间是1897年。翻阅清末民初上海的报纸，确实多有“谋得利”的推销广告（见右上二图）。现存最早的京剧唱片（1904年）是国外制作、国内销售；而1917年东方百代唱片公司与大中华唱片厂开始改在上海生产粗纹唱片——后者得到了孙中山的大力扶持，并亲自为之命名。换句话说，1917年以后，中国人已经能够在国内完成某些特定声音的灌音、制作与销售。只是基于商业的考虑，加上受众的经济能力与欣赏习惯，唱片内容局限于京剧等戏曲以及流行音乐，还有若干教学用品；在孙中山之前，尚未发现哪个政治家有意识地将其作为宣传工具来使用。

在录音之前半年，即1923年12月30日，孙中山在广州对国民党员发表长篇演说，强调“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我们用以往的历史证明起来，世界上的文明进步，多半是由于宣传。譬如中国的文化，自何而来呢？完全是由于宣传。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孔子，他周游列国，是做什么事呢？是注重当时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今日中国的旧文化，能够和欧美的新文化并驾齐驱的原因，都是由于孔子在二千多年以前所做的宣传工夫。”晚年孙中山意识到，从事革命事业，军事之外，更值得重视的是宣传。宣传不全是演说，但演说无疑是鼓动群众、进行社会动员的最佳手段。考虑到自家身体日渐衰弱，孙中山决定借助新技术来传播自己的思想。

孙中山先生确实有先见之明，完成此录音后不到一年，便因病在北京去世。一方面，我们感叹这段录音弥足珍贵，另一方面则驰想，若同时代其他同样喜欢、擅长演说的重要人物，比如蔡元培、宋教仁、鲁迅、李大钊、陶行知、闻一多等，也能保留下录音资料，那该多好！“声音”不同于“文字”，“倾听”也不同于“阅读”，在疾风骤雨的二十世纪中国，演说或演说风的“文章”，当然值得特别关注；可若是能够同时保留声音，那就更理想了。

如此极为难得的绝配，大概当推毛泽东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话，凝聚了百年中国的血泪与希望，特别能激起民族自豪感。一般人以为，这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说的，其实不对，真正的出处是此前十天，即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这篇气势磅礴的演说词，初刊194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此演讲稿作为文章来推敲，不见得十分精彩；但湖南口音很重的“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当年让现场听众热血沸腾，历经半个世纪的传播，更是深入人心，以至你若换成字正腔圆的朗读，反而觉得没有力量，不足以一言九鼎。

有趣的是，孙中山与毛泽东的这两次演说，内容上竟遥相呼应，都是在谈论历史悠久的中国如何在艰难中崛起，只不过一是痛心疾首地呐喊，一是兴高采烈地欢呼。二者都使用了文学性语言，一说“睡与醒”，一说“站立起来”。此类动作性很强的表达方式，生动、明快，很有煽动力，特别适合于公众演说。

从孙中山惊呼“中国的安危存亡，全在我们中国的国民睡还是醒”，到毛泽东自豪地宣称“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间隔了25年；而从孙中山录制留声机的1924年，再往前推25年，则有梁启超的《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无论是留声机保存的真实的演说，还是透过记录整理、作为文章发表的虚拟的演说，都让我们意识到，在20世纪中国，有一种声音是可以穿透迷雾、直达九霄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演说算不算“文学”，反而不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