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第一次见到王元化先生，是上世纪70年代末，在古北路附近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从此，由相识到相知、相交。曾经，陪他穿过落满梧桐叶的衡山路，回到吴兴路的家中。也曾多次，在绿意盎然的衡山公园，随他散步，竟然跟不上他的步伐。更不知，有多少回，在他的寓所、客房、病室，随意漫谈。而每一次，将心装得满满的。“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远去的那一代文人的背影，还会归来吗？还会走近吗？

2006年12月20日，庆余别墅210室。

先生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有点累，但气色还很好。刚坐定，先生说：“兰英，送你一本书。这是我所有的书中印数最少的。”秘书小周拿来书，先生取笔签下一行字：“兰英同志惠正。”递书给我时，先生问道：“你看能不能宣传一下？”这使我有些惊讶。因为，与先生交往二十余年，他从来没有主动要我为他的书或者他的任何事作宣传。接着，先生又说了一句：“出版社倒是印了5000册。但是，现在谁还在读黑格尔？他们是冒了风险的。”

噢，原来，先生是为出版社着想，是为当下的“浅阅读”忧心。

我拿着书翻了翻，是先生新出版的《读黑格尔》。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纪念我的妻子张可。”我知道，这是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数次读黑格尔，写下的笔记和感知、思考等。为什么要写这行字呢？我小心翼翼地问。先生说：“这是张可于2006年8月6日去世以后，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她给予我很大帮助，我们相伴在一起，我的一切与她的奉献分不开。”

1956年，因“胡风问题”在接受了一年多的内查外调后，王元化先生被允许读书看报。正是炎炎夏日，他读起了艰涩难懂的《小逻辑》。这本三联书店1954年出版的黑格尔名著，今天还保存着。在最后一页，留有先生的几段笔迹：“一九五六年九月七日上午读毕。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开始很吃力，但越读兴味越大。深刻、渊博、丰富。作了重点记号，作了第一次笔记。”“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下午第二次读毕。此次历时二个多月，做了十一册笔记，共三百三十六面，约二十万字左右。”“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九日第三次读毕。”

显然，一本黑格尔的《小逻辑》，王元化先生起码认认真真，通读过三遍，并且做了几十万字的笔记。这本《读黑格尔》中所辑的《重读<小逻辑>笔记》，是1974年的，有54个页面。如果加之平时翻检、查阅，这本《小逻辑》，王元化先生不知读过多少遍了。今天做学问的，不知还有谁如他这般用心的。在这方面，记得美学家蒋孔阳教授生前曾讲述一个故事：王元化为了写作《<文心雕龙>创作论》，特意翻译了《文学风格论》等西方美学论著。

那天，王元化先生说：“黑格尔的哲学，有一种无坚不摧，扫除一切迷幻的思想力量。我所经历的哲学锻炼，正是几次读《小逻辑》。它帮助我怎样去思考：即不要简单，要层层剥笋般。由此，自然而然养成一种沉潜往复，多面推敲，曲折进展的思维习惯。”

先生还说：“黑格尔的观点，有许多和中国的哲学是相通的。比如，《小逻辑》中的普遍性、特殊性、个别性，和先秦时期《墨辨》中的达名、类名、和名，和荀子的大共名、大别名、个体名等观点，都是共通的，强调事物的不同点，其间的微妙变化和相互关系等。黑格尔美学中的‘生气灌注’和魏晋时期‘六法’中的‘气韵生动’，也是在同一范畴，一个意思。”

学贯中西的王元化先生，在学术研究上，主张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可以充实思想。上世纪90年代，在学术界有一种共识：费孝通、金克木、于光远、王元化，是生存于现实世界的思想家，分别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研究领域，有着卓越的贡献，显示着领军人的姿态与作用。

这天，原宣传部办公室主任林炳秋、人民日报老记者章世鸿也在场，因此，谈得广而深。

他的思维跳跃式的，转得很快，忽然看着我说：“兰英啊，你是大手笔。北京有位青年演员，非常好，有点埋没了，你可不可以写些文章，宣传宣传？”说完后，他叫小周放一段唱腔给我们听。可惜，已不记得唱的是哪一折了。但是，演员在演唱中透露的那种大气和豪情，还记忆犹新。先生说：“这个演员比上海的女老生王佩瑜，还要有潜力，不仅技巧好，感情也好，非常到位。”随后，先生取出一张纸，写下这位演员的名字：孙青纹。

由此，谈到京剧改革。先生说：“京剧的三大要素：虚拟、程式、意化，改革不能脱离这些。现在，有些人搞所谓改革，偏离了三大要素，一味大布景、歌舞化。将来，这些人将是京剧发展的罪人。”先生又说：“中国艺术讲究含蓄，所谓‘言不尽而意无穷’、‘意到笔不到’等，都是这个意思。传统戏剧的‘魂’在演员身上。如果演员不去思考，不去创造，那就只能是提线木偶。常言道：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不入迷，不上瘾，就不会真懂。”

“有一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先生又说：“‘文革’中，毛主席特别喜欢听《四郎探母》，尤其是杨四郎探母这一段。为什么呢？我用这么一句话来概括：在交织着民族、国家、家庭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展现了真挚动人的善良人性。”他边说，边拿纸，写下这句话。先生继续说：“杨四郎被俘，匈奴对他好，把公主嫁给他。他又思念母亲、国家、民族，心情特别复杂、矛盾、无奈。剧本正是写出了这个。”

说到这里，林炳秋插话，讲述了另一则有意义的故事。他说，在《四郎探母》能不能公演一事上，特别佩服陈沂同志。1979年，陈沂刚来上海不久，在友谊会堂开会，有人递条子，问可不可以排《四郎探母》？这张条子是林炳秋传上去的。当时，他很紧张，为陈沂同志捏把汗。因为《四郎探母》不是在“文革”中被禁的，是在60年代就被禁了。当时，对《四郎探母》还未开禁。没有想到，陈沂立即回答：可以排演。台下一片掌声。

唉，先生，非常抱歉，我不是大手笔，您的嘱托，因为种种原因，我没能完成。

2007年7月11日，瑞金医院9号楼805病房。

这天和复旦新闻系学生钟喆同往。小钟是复旦大学的志愿者，在王元化先生患白内障开刀，眼不能看时，经常来为他读书读报。小伙子来时，只知道为一位长者读报，还不知道是元化先生。知道以后，深感自己是幸运、幸福的。从王元化先生身上，他也学到了许多。毕业后，小钟供职于新民晚报。

先生正赤膊，躺在床上吸氧。看到我们来，即起床去洗手间，洗漱完后出来。见他脸色有点黄，但精神还可以。他递给我一张复印的报纸文章，说：“唉，兰英，你看，误解我的意思啦。我很少批评人。但是有人喜欢利用名人的力量去贬低别人。大家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发表一些看法，谈谈观点，都是可以的。但是要形成文字，我是非常认真的。一般一篇文章，我都要改四五遍，酌之再酌，才拿去发表。”

原来，有一篇访谈类的请先生谈“三国”的文章，被人误解为先生点中了易中天的穴位。先生说：“易中天是《文心雕龙》学会会员。他到上海来，参加解放日报的文化讲坛，提出来要来看我。我们聊得很好。我怎么会去参加他们的争论呢？”先生是《文心雕龙》研究会的会长。

先生就“三国热”，谈自己的观点：“现在有人说，要把诸葛亮拉下神坛。我不同意。这些人不管事实如何，更不做研究，就是想吸引眼球。我在80年代就说过，平生最怕读两种文章，一种是惊天回视类的翻案文章，一种是意在求胜类的商榷文章。这不是做学问求知、求真的态度。诸葛亮不是没有局限性，但是他代表着一种精神，他的《出师表》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要把他待价而沽，说他去蜀国是为了谋一个高位，是缺乏说服力的。为曹操翻案，有些材料过于生僻、牵强，不足以说明问题。”

谈及当时的一些“演讲”热。先生说：“把传统文化讲得生动点、诙谐点，都无可厚非。但是，传统文化中有些好的东西，不要去抹杀它，不要去动这个根本。钱文忠说玄奘，还是不错的。把玄奘身上那种使命、理想、追求说出来了。玄奘去西天取经不容易，不仅艰难险阻，还有个人行为的孤独。在玄奘的身上，体现着中国人的舍身精神。做学问，不能为消费市场，吸引眼球，把原来好的东西都牺牲掉。如果，这些都没有了，我们还有什么？！”

小钟原是上海田径队中长跑运动员，话题转到刘翔。先生说：“刘翔真不容易，压力太大。要放在我的身上，顶不住，要疯掉了。”小钟说：“孙海平说。刘翔可以跑到12分85。”先生有点奇怪地问：“为什么要说呢？”小钟说：“孙指导也是低调的人。他说可以跑到，一般是行的。也许在内部训练时，已经达到这个目标了。”先生说：“凡事，我喜欢做了后再说，不喜欢先说再做。”交谈中，先生不断咳嗽，不断吐痰，又不断说：“我没什么病，很快会回到庆余的。”他说：“我能活到今天，没有想到过。年轻时参加革命，是提着脑袋的，危险很大。有一次，日本飞机轰炸，我们趴在地上，飞机上，两条火舌喷下来，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叹了口气，说：“现在，有些人把钱看得太重，要那么多干什么？我的书，没有多少稿费。一本书万把元左右。”我问：“离休费一个月有五千多元吗？”他说：“不止，大概八千多，花不完。都交给小周，他管着。”

2007年12月1日，瑞金医院9号楼病房。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坐在床边，正与先生交谈。

一周前，我去庆余210看他。走时，他告诉我：“下周一要去医院检查，可能又要住院了。”我安慰道：“没事的，不会有事的。”但是，他还是住院了，这是意料中的。没有想到的是，他再也没能出院。

看到我，先生笑着说：“兰英，你看机械主义到处泛滥，害死人。医院都成为检查医院了，天天要做很多检查。”还没等我回答，他接着说：“我今天有点兴奋了，和纪霖说了许多。”

前一天，11月30日，是先生88岁生日。医护人员折了88个千纸鹤，张贴在病房里，还买来了大蛋糕，放了医院自制的幻灯片，热热闹闹地为他过了一个生日。看着千纸鹤，不知是感慨，还是对自己病情的预料，先生轻轻地叹了一句：“一个人太热闹了，这个人也就完了。”太深刻了！究竟，先生是一位哲学家、思想家。

他说：“我是喝19世纪作家和学者的奶长大的，在精神上是19世纪之子。这个传统的核心是：对人的命运的关心，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关注，对人的美好情感的肯定。一百多年前，先人讲的问题，现在都还存在，有的还更严重了。”

因为，已与许教授谈了很多，怕他太累了，我们便早点告辞。出门后，秘书告诉我们，肺部、腰部都有阴影，情况很不好。许纪霖说：“他是一个明白人，应该清楚自己的病。但是，也有可能不愿意往这方面想，否则就垮了。”

2008年4月10日，瑞金医院9号楼病房。

此刻是上午九点半，先生躺在床上，蓝云正在给他读信。蓝云，是先生老友的女儿，从事文学研究工作。退休后，来到王元化身边，帮助处理一些工作。

先生见我来，招呼我坐一会儿，说：“这几天事多，来的人也多。”这时候，护士过来，为他输液。不一会儿，先生模模糊糊睡去，口中却喃喃道：“我还有很多事呢，我还有很多事呢。”

一旁的吴曼青，轻轻告诉我：“今天一早起来，就在校一篇稿子，有五六千字呢。几个小时下来，太累了。”吴曼青是上海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工作人员。王元化先生是组长。他们有很多工作上的联系。

蓝云说：“情况越来越不好，心里真不好受。我一直把他当自己的长辈。天天有人来，还有从美国、日本、比利时、法国、荷兰来的。武汉的一些亲戚朋友，也来了。”我安慰道：“先生是幸福的，那么多人热爱他。”

一封先生在3月26日写给日本友人同齐仁的信，放在案几上，我认真细读：“我现在躺在医院里，已经有五个多月了，什么都不能干了。我说自己已经由一个精神人变成为一个生物人。但是，我是一个唯精神主义者。这样的生活实在过不惯，只能以隐忍赴之。我觉得我在治学方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热爱我的工作，像热爱我的生命一样。我只能说，我的记性比较好。现在还能回忆起四、五岁时童年的生活。你提到你最近看的那些书，我觉得自己没有作深刻的发掘，也没有作更进一步的阐发。做笔记的方法很有用，不要拘泥于形式上如何整齐漂亮，只要唤起记忆，能够点拨思想就行了。”

我的笔记本上只记着这些。有可能这是一封先生还没写完的信。而对于我，这是所看到的先生的最后文字了。

2008年5月9日，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

卷舒不随乎时，文武唯其所用。王元化先生是一位温文博雅的文人，又是一位风骨铮铮的汉子。先生毕生的学术文章、道德文章，是中国学术界的一抹亮色，光耀无比。